新巨群集團負責人吳祚欽因涉及違約交割案而潛逃出境，法院日前以追訴權時效已過而為免訴判決，此正暴露出現行時效制度的弊端。現行對於違反證券交易法的刑事處罰，即便是最嚴重的內線交易罪，最高刑度也僅為十年，這凸顯出我國對經濟犯罪輕刑化對待的傾向，若再加以證據找尋的困難，也必然會使訴追或定罪陷入障礙。尤其是此類犯罪者，多在社會上具有高的社經地位，不僅會利用其影響力來干涉司法調查，更易因此逃往外國，尤其是中國，以規避法律的制裁。

而雖依據刑法第八十條第一項第二 款，針對最重本刑為三到十年的犯罪者，追訴權時效為二十年，但因此條文乃在二○○六年七月一日生效，依據刑法施行法第八條之一，若行為在此時點之前，必須適用有利於行為人的時效期間。所以像吳祚欽的案件，因行為時在一九九八年，就須適用舊法的十年短時效，而雖依據刑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若因逃亡遭通緝，時效必須停止進行。但依據同條第二項第二款，此停止若已達追訴權期間的四分之一，就應繼續進行，且與之前已進行的期間一併計算。也因此，若追訴權時效為十年，即便加上停止期間的二年半，也不過為十二年半，若逃過此期間，檢察官就應為不起訴處分、法官即應為免訴判決。

時效制度的存在，其目的在於國家的追訴權，若長久不行使，即便犯罪人得以逃脫追訴，卻可能時時惶恐不安，已形同一種煎熬與處罰，自不應再對犯罪人為訴追。其次，若國家訴追權遲不發動，相關物證不僅流失，證人記憶也將逐漸模糊，即便欲為審判，也可能造成訴訟障礙致難以審判。惟如此的目的，於現今，尤其是對經濟犯罪，已顯得不合時宜，司法反成為有權、有勢者的最佳護身符。

試想，幾年後，被列為重大經濟犯的陳由豪，也將因為時效而須為不起訴或免訴，其不僅可安然返國，甚至還可能被宣傳是衣錦還鄉，這是何等悲哀、又是何等諷刺之事！（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