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

     福貴最後也逐漸回歸自己，他們的路徑，可以說是自我追尋的路徑。可以說，是將身上包袱一一脫掉的歷程，當然，人不可能一點包袱都沒有，但卻可以設法減輕身上的重量。這就是尼采所謂的發展第三層次：回歸赤子之心。赤子比較純真，比較沒有各種有形、無形的包袱，這樣的存在，更為自由。畫家達利必是擺脫了前人的形式，才可能超越，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經由這樣的自我超越與創造，也才能彰顯自己存在的意義。

  而福貴在晚年回答孫子的問話：「雞長大了變成什麼？」時，他回答道：「雞長大變成鵝，鵝長大變成羊，羊長大變成牛，牛長大了，饅頭也長大了。之後…生活會更好。」此時，福貴已擺脫了共產主義之理想化意識型態，不再對共產主義有預設立場（之前回答兒子的問題時說道：「牛長大了變成共產主義」）。此外，對於兒女的死亡，儘管仍舊深沉的哀痛，而且這傷口也永遠不可能癒合，就像一個突然斷腿的人，雖然喪失一條腿，有時仍然幻覺到這腿的存在一般。但是，他已逐漸習慣於僅剩的一條腿，雖然走起來有點彆扭，但是能夠走出來，而不因為只有一條腿而陷入怨恨的膠著，就是一種接受，這樣的接受才能導引至自在。

  一切的生命現象都在流轉，從此時此刻來看，也許是快樂的，但下一刻可能轉變為痛苦，而再下一刻，可能又有另一種體驗。既然「流轉」才是生命的常態，那麼，何必對於目前的遭遇過度的執著？不如接受此時此刻存在的現況，不論是痛苦或是快樂的，都欣然接受。

  當然，我們應該有適度的理想，才能賦予自身生命一個方向感，同時，也必須有信心，才能激發潛能朝理想邁進。

矛盾

  福貴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湊合了一個戲班子，才認識春生的，他們都是為了掙一口飯吃，而選擇進入皮影戲這古老行業，剛開始也算是勉強湊合，誰都沒有想到，這一段的緣分，卻讓兩人一生從此密不可分，人生的際遇很難預料，有時，拼命追求的，卻無法持久，而萍水相逢，卻埋下日後長久相依的種子。福貴這段創業期間著實過了一段平靜的生活，只不過好景不常，造化弄人，他們兩人糊裡糊塗的被抓去當民伕，才又結束了平靜的生活。

  其實，如果僅憑在戲班子的這段情誼，福貴和春生不可能發展成相知相惜的深刻友誼，平凡的生活刻劃不出深沉的東西，情感是否純潔，愛是否深刻，信仰是否堅定等等都需要經過時間與苦難的試煉才能知曉，人性不經過層層的試驗無法顯現，真情只能在苦難中焠煉出來。

  福貴與春生是在被抓民伕時，共同經歷過生死，才培養出深刻的情誼，其深度是足以超越時間的考驗。只不過，命運再次的捉弄兩人，在歷劫歸來之後，福貴返回家鄉，重回妻、子的懷抱，又開始了平凡的生活，但此時卻不見春生的蹤影，牛鎮長曾前來向福貴打聽，卻沒有任何的下落。

  雙方的再相逢是極為戲劇化的，多年後，春生以區長的尊貴衣錦還鄉，一上任就開著車到有慶就讀的小學視察，那時，春生與福貴都還不知道雙方的變化（當時春生不知道福貴的兒子有慶就讀於該小學），而他們的再度相逢，卻是在福貴小兒子--有慶的墳前。區長春生的車子在學校視察時，倒車，撞倒了一面牆，而倒下來的磚塊，湊巧壓死了在牆後熟睡的有慶。

  這件車禍讓春生背上永遠的內疚，荒謬的是，春生的重現，居然是以殺人兇手的身分與老朋友相逢。在福貴的心中翻攪著有情與憎恨的激烈衝突，在妻子家珍對著老友春生的淒涼吶喊中：「還我的兒子來」，更加深了這樣的對立。人似乎永遠處在對立衝突之中，一方面我們理解處境的危險，但又必須接受這危險所帶來的安全，戰戰兢兢，千鈞一髮。這是一種無奈。

  我們常常埋怨社會的不公與環境污染，但我們還是必須生活其中。我們也知道都市裡的空氣很糟，居住品質很差，但是，我們更重視都市所給予的便利，我們是在危險中求安全。影片中的人物：福貴、家珍、春生、牛鎮長不都是在危險中求安全嗎？生存真是不容易呀！隨時可能殺出不可預知、無法掌控的變數，而使生命看來如此殘酷、脆弱。

  阻隔在福貴與春生深厚友誼間的是有慶之死，家珍一直不原諒春生，使得這兩人，從此一輩子無法並肩坐下來，像「老朋友」般開懷暢飲的談。感情的培養很困難，但是要破壞卻輕而易舉，因此，在一起時就要惜緣，誰知道明天是否還在一起？

  對於環境中的敵意我們是知道的，由於資訊的發達，甚至世界某個角落，發生什麼災難，也可以透過電視、媒體不斷的提醒我們，只要收看電視上的新聞報導，就有訴說不盡的人間悽楚，也許，某位媽媽載著兩個小孩上學途中，三人皆被砂石車輾死等等。

  生命中充滿了這樣的變數，有時，讓人覺得，連過個平淡的生活，也是奢侈的夢想。話又說回來，觀眾之所以喜歡看災難新聞，原因之一，不正是因為自己太平凡、無聊了嗎？所以，我們經常處於穩定與變動之間的衝突狀態，在放棄自我與自我追尋之間難以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