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草

      張愛玲說：「生命是一張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蝨子。」我們哪一個人的生命不是千瘡百孔？生活是好、是壞，還是要過下去。在小說中的福貴是一位老農夫，望著田埂間除不盡的雜草，悟出，小草不是卑微，而是生生不息的存在，其實，反而因為卑微，所以巨大，不管是高山、縱谷，不論是貧瘠或豐美，總是有小草。

      福貴將自己的生命比喻做雜草，它的特性是越除越長。雖然雜草是毫不起眼的，但可說是生存意志最強悍的植物之一，因為它的屬性卑微，所以不需要華麗的田畝，因為他所需不多，也不需要細心的灌溉，一有機會就生長繁衍，遍地的雜草，正說明其無以倫比、堅韌的生命力。我們可以說福貴的生活哲學就是「雜草哲學」，可以簡單地說，就是隨遇而安，盡力生長。雜草對什麼都不貪，非常認命，只貪一個--生存。

      雖然劇情的發展有些不合情理，也沒有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如何超越人的卑微，使具有一絲絲存在的基本尊嚴，但是，我們仍了解影片的用心，雖然對時代的衝擊沒有任何招架之力，仍然挺身出來，為底層民眾說句公道話，並以此反省，政治、戰爭、社會運動以及人性的衝突。在展開這本書的論述之前，筆者引領我們，以更超然的態度來關照這部影片。

      首先，要將這麼多的「偶然」堆砌在一個人的身上，雖然機率不是沒有，但幾乎等於零，如果張藝謀關照的是底層廣大的百姓，那麼，所選出的個案應該是具有相當大的代表性，也才會感到親切，而由於福貴的個案太不可思議，而喪失了代表性，喪失了純真，反而給人一種勉強的刻痕，虛矯的人工美。好像，在一塊原木上雕刻樹木，這塊原木看來有樹木的華麗，卻也喪失了原木本質。這樣的偶然是不合人情的。當然，我們是透過層層的轉述來理解福貴的，某種程度的失真、扭曲在所難免，我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硬梆梆的抓住「真實」，加了調味料的菜，可能更加可口。就看素材與配料之間如何搭配了。

      第二，余華與張藝謀對小人物的描繪真是匠心獨運，劇中的福貴被塑造成一副畏畏縮縮的沒有格調，以及，戰戰兢兢的生存焦慮。在緊要關頭，福貴從來不曾站出來為自己以及家人爭取，他所能做的，僅是順從，在權威之前，在人際關係中迴避。而演員葛優卻將這樣的角色詮釋的活靈活現，真了不起！這引發了我們第二個質疑：如果潮流是難以抗衡的趨勢，那麼人的順從，甚而，放棄自我而隨波逐流，不管一切，只管活著，這樣的活著是否具有意義？

當然，我們希望能從影片中找到答案，也才不枉費我們花了些時間來欣賞這部影片。但是，我們找到的卻是一個虛無飄渺的答案，反映在春生與福貴的對話上，在國共戰爭時（1945~1949），當春生與福貴被抓去當民伕，望著戰場上累累的屍體，驚慌中，春生喃喃而語：「咱們得要活著回去。」福貴回道：「回去得好好活著！」儘管，他們倆幸運的逃離死神，但接下來所要承受的卻是一波波的苦難，福貴與春生的下場既孤獨又淒涼（春生後來被批鬥成「走資派」，老婆自殺），似乎，這違反了中國人「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假設，當初死神饒了他們，似乎不是可憐他們，給予他們一個學習、成長的機會，而是，捉弄他們，直到他們再沒有力氣被捉弄為止，正應驗了「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我們懷疑，這樣的活著，是否「好好地」活著？這就是影片的不足之處，影片只是冷靜地觀察，人存在的悲劇與無奈，卻沒有指引我們如何走出這樣的宿命，是與命運攜手合作，投入滾滾的洪流裡，像福貴一樣，只圖活著，不管是不是「好好活著」？或則，為了「好好活著」而適度地與命運對抗，也許，爭回一些自主權，人的尊嚴。影片似乎偏向第一種觀點：順從，與命運攜手並進，即使其代價是自我的喪失，因為：「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不知道福貴是不是順從過頭而麻木了，或是導演有意利用這種麻木不仁的心態來嘲諷人性，我們很驚訝的發現，福貴居然從來不向命運的不公咆哮，甚至，連一絲絲的抱怨也沒有，至少，沒有說出來，那喪子的巨大傷痛，究竟被壓抑了？還是被淡化了？表現在福貴臉上的是一幅淡然，這樣的淡然究竟是出於歷經重重挫折後，所焠煉出的智慧火花：豁達，亦或是，長期順從、壓抑之後，所衍生的「全然無助」的麻木？

最終，我們所需面對的是一種選擇：去成為痛苦的蘇格拉底，或快樂的豬？影片似乎傾向於後者，難道面對勢無可擋的時勢時，人只能選擇接受的份兒？而且必須打從心底「坦然」地接受？如果口服而心不服，勢必，激起心中翻騰的巨浪，日日折磨自己，永無寧日。這樣的活著，怎麼說的上是「好好活著」？人可有存在的基本尊嚴？當一個人失去靈性之後，與動物有何不同？

      我想，針對這個問題，導演又提出另一種看法，筆者稱之為「雜草哲學」。存在的意義只為了存在，不管是壯烈或卑微。壯烈而不復存在，只是歷史的陳跡，供人研究的對象。而卑微又不存在，就如同空氣般的透明，世界從來沒有感覺過這樣的存在，因此，無論如何，一定要活著，是好是壞，是善是惡，只要能活著，就有擴展、壯大，並且向世界宣告自己存在的機會，死了，就什麼都沒有。福貴是一個農夫，有感於田埂間雜草：「野火燒不盡，春生吹又生」的韌性，他看到的，反而不是那不起眼的「草」，而是能夠在絕大多數土地上生長的、生生不息的「意志」。

      存在本身就是價值，就是希望。是本片的中心，但是，這樣的觀點，可能陷入「功能主義」的機械論裡，一味的以為「天生我才，必有所用」，世間的萬事萬物都有其生命的意義。究竟蚊子的生命意義是什麼？是為了吸血？或是為了透過吸血而繁衍，而進化蚊子的族群？即使，蚊子這個族群進化了，對於地球或是宇宙是否具有意義？我們驚訝的發現，影片所要詮釋的「好好活著」竟然是這樣的，不顧一切的活著，一種如水一般的柔，也才能順應任何的低下，而也因為這樣的柔順、不畏低下，最終才能匯聚成汪洋大海。這就是我們比喻張藝謀的影片，如一條曲曲折折的河流，蜿蜒流向大海的原因。

      但即使我們理解「雜草哲學」，理解「活著」比一切都重要，還是無法擺脫可能為存活，不顧一切所衍生出的「非預期後果」，根本上，就是靈性被抽離後，一種動物性的存在，從此，人可能服膺「弱肉強食」的「自然律」，對人沒有悲憫或同情，或則，變得像機器人一樣，一種冰冷冷的存在。影片又提出一個論點，企圖說服我們，只管活著，暫時不去思考存在的品質問題，因為：「明天會更好！」，這可以由福貴對兒子有慶的對答中展現出來。有一次，有慶問福貴「小雞長大了變什麼？」福貴回答：「小雞長大了變成鵝，鵝長大了變成羊，羊長大了，就是共產主義。」

      這樣的意識型態暗示：只要活著，生活就會越變越好。我們很難理解，這種「越來越好」的想法是一種給予困苦中人們咬緊牙關的理想，是他們努力的方向，亦或只是一種藉口，自我安慰，以此蒙蔽自己的苦難，給予自己一絲絲存在的理由，即使這一代過得不好，下一代也沒有起色，但下下一代或者「以後…」日子一定會過得更好，那麼，現在，即使日子再苦，也不算什麼。人，如果將生命無限的延伸，那麼，目前的苦難也將無限的被未來均分。這就是人為何可以忍受的原因：為了將來。

      但，這世間沒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將來是不是一定比現在更好，任誰也說不上來。在小說中，福貴的女兒、女婿以及外孫饅頭都比福貴先走，白髮人送黑髮人，命運之神發出狂笑，嘲笑福貴那生活會越過越好的期望。看到最後，我們只看到苦難，看到人們一連串的掙扎，卻看不到他們掙扎的價值，也許這掙扎，只是一種本能，就像把人拋入水中，他一定會掙扎浮出水面，既然是一種生存的本能，也就不再需要什麼華麗的外表：生命的意義、理想、節操、人情等都是多餘的，赤裸裸就好。

      活著，就只為了活著，沒有什麼理由，不用多問，也不用多想，複雜，反而會增加活著的重量。我想，這就是這部小說及影片所缺少的，儘管它給我們很多，但卻無法協助我們，找到靈魂的出口，找到與命運對抗的智慧與大無畏的勇氣。並且，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應該順從，什麼時候應該爭取。然而，這部影片有其獨到之處：它翻轉人們的視角，改從小人物的眼中去關照其所存在的境遇，這是導演的悲憫，雖然世界是多元的，在表相背後往往暗藏眾多的複雜與扭曲，但人們往往無法，也懶於去追究其他的可能性，而方便地接受一面的觀點，而這觀點，往往是大人物、權威人士的定義，而弱者、小人物的聲音，儘管如何的不公，終究淹沒於荒煙漫草之間。

      然而，《活著》卻提醒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時代所曾經加諸於我們，或即將遭逢的苦難。打破我們封閉、麻木的心，去如實的面對苦難，去理解苦難的淵源，進而，悲憫他人與自身的遭遇，也為我們走出一條超越的道路。至少，《活著》做到這一點，它引導我們反省自身的處境，而且是從云云大眾「我們」的立場出發。平心而論，這世界本來就是一片渾沌，理不出所以然來，儘管我們認為是有序的，但法律或道德可曾真正為多數人帶來了公正？卑下不是仍然畏懼強權？而公正常常是會偏袒的。

      壞就壞在我們自認為「理性」的「動物」，一廂情願的堅持，為這世界尋找「真理」，一個公式，例如，一加一等於二，這樣，我們就能夠有所依循，不會那麼的不確定、無助。可，這是不可能的，世界仍是一片渾沌，沒有公式，或有許許多多的公式。終於，我們能理解為何導演及作者無法為我們指引一條超越苦難的出路，即使有「一條」出路，但這「一條」出路是不是適用於未來所有類似的情境？類似的人們？卻又是一個問題，勉強套入，反而是桎梏而不是解放，畢竟，歷史是有其獨特的時、空，是唯一的，而無法複製的（包括解決方法的複製）。

  所以，與其獨斷的告知觀眾問題解決之道，不如，留給觀眾無限的想像空間，以自身的立場去詮釋劇中人物的悲、喜，打開觀眾的悲憫與反省，如果，觀眾有所覺悟，會自行重整面對苦難的態度，以及，尋求超越苦難的路徑，也許，他可以參考別人的說法，但，別人的說法不見得適用於自己，到頭來，人所面對的，還是自己。這就是影片結束時，字幕上打出「以後…」的原因，以後，包含無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