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勤、靜之《國家政治發展簡報》2011年6月15日第11期（總第17期） 

【深圳模式】是30年前小平同志首創的改革開放的直接成果，是“發展就是硬道理”的真實反映。自從建立了特區，短短20多年時間裡，深圳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大都市，其高速發展的記錄估計至今沒有被任何一個城市打破。之後雖然陸續出現了“浦東模式”、“溫州模式”等，可基本上都和“深圳模式”一脈相承，或者說，換湯不換藥。這種模式的特點：講究效率，相對開放的市場，比較自由的經濟，加上政治上有限度的思想解放。

       應該說，“深圳模式”雖然沒有推廣到全國，但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基本上都是循著這個思路與方向在實施。深圳、上海與溫州只不過走在全國的前面。然而，“深圳模式”發展到今天，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貧富差距加大，貪污腐敗盛行，民眾的不滿日增，近幾年經歷了“民工荒”、買不起房到富士康跳樓事件，“深圳模式”漸漸失去了光環，“不缺錢”的“深圳模式”缺少了點什麼，是公平正義，道德水準，還是文化與精神？“發展是硬道理”這句話還是“硬道理”嗎？經濟高速發展了這麼多年，蛋糕也做大了，社會卻越來越不公，民眾的幸福感卻並沒有增加，部分底層民眾的生活甚至不升反降。

無論是“深圳模式”還是“浦東模式”，都只不過是一種經濟發展措施，一種提高效率、快速圈錢與積累財富的方法與手段，在政治與思想、精神層面，根本稱不上一種“模式”。正因如此，當迅速崛起的“重慶模式”不但以其發展民生的經濟措施，而且以其“唱紅打黑”的政治思想模式挑戰“深圳模式”的時候，沒有一個像樣的學者說得清“深圳模式”是個神馬東西，更不用說奮起辯護了……

【廣東模式】   汪洋2007年主政廣東後，“廣東模式”浮出水面，廣東模式就是“深圳模式”的推而廣之。汪洋書記看到了廣東的困境，表面上是經濟發展面臨挑戰，其實是政治思想觀念束縛了經濟與社會發展。汪洋大力提倡思想解放，就是要賦予“深圳模式”以政治、文化與精神的內涵，在思想解放的口號下，廣東各地出現了諸多體制改革，有東莞的“騰龍換鳥”、廣州的財政公開、順德大部制改革與深圳的權力制衡試驗等等。2011年1月2日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在《南方日報》刊登題為《新“廣東模式”向縱深化延伸》的文章。文章認為，目前階段，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很多根本性的矛盾單靠經濟領域的改革已經無法完成，改革的基本停滯帶來的是經濟發展的活力不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改革束縛經濟發展的僵硬的體制機制，這個體制機制必須而且已經開始從以經濟改革為主轉化為以政府改革為主。廣東已經推動了深圳、珠海、順德的大部制改革試點，成效很好。下一步，廣東將繼續在全省進一步推廣改革試點經驗，並利用深圳、珠海、汕頭特區的政策優勢率先在政治改革方面取得新突破，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駕護航。

2009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慶模式”首度被提出，解讀這一模式，並將之與廣東等模式進行對比，是近年來中國學界討論熱點之一。近日中山大學政務學院肖濱教授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時認為，“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均可視為中國模式下的典型範本，短期內，基於各種原因與氣候，“重慶模式”可能在中國大陸佔據某種優勢，但長遠來說，“廣東模式”將更具有生命力，此文在選網轉載後引起了較大的關注。在我們看來，將“廣東模式”與“重慶模式”進行深入的比較分析，對於我們今後的抉擇自然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想，如果說頗為受輿論關注的“紅歌晉京”是重慶模式的典型代表，那麼近期相對低調的“汪洋訪德”則無疑給我們提供一種觀察廣東模式的視角…… 

★★★關注模式之爭 
可以說“模式”理論是一個非常壞的理論，正是這個“模式”論害苦了中國社會，往往“模式”論的極端引述，就會造成了姓“社”姓“資”和行“左”行“右”的爭論和鬥爭。這種“模式”論扼殺了中國社會很多基層地方的創新事物，這種“模式”理論完全是社會發展的障礙物，是創新事物的殺手。模式論的爭論者們，你們的爭論應當休也，當今中國社會現狀要求就是要儘快的讓人民真正的富起來、幸福起來、尊嚴起來、讓社會公平正義起來，只要當地的人民自願接受、不反對、不拒絕當政者的做法，而當政者的做法真的給當地的人民帶來好處，不管所謂“模式”的好壞，都是正確的。我希望中國大地上處處都有自己的所謂“模式”，就是不要一個統一的一模一樣的“模式”。    
        橫看天下：我反對“模式”論的說法 
我認為作為模式，動態發展是其根本特性之一。而我們提出並宣導“浙江模式”，其重大意義顯而易見：我們希望中國的未來不局限於某些不成熟的模式構建，而是為大家提供更多發展路徑的選擇，並從中確定最佳道路，特別是在當前已經提出的若干模式被證實具有先天性缺憾的背景之下。 
       丁咚：為什麼提出“浙江模式”？ 
如果說過去中國的官員走的是低調路線，那麼現在當他們從高調中獲得了民意的甜頭，意識到政績是可以被民眾接受用來宣傳造勢的，並且中共高層對輿論的評價也已經開始認可，就會出現另一種政治風向，也就是各地方大員都在通過打造以自身命名的發展模式，來進行光明正大的政治公關。現在來看，輿論政治公關已經初現端倪。不過當這種政治口號與真實的政績不再緊密附著，而是演化過頭，成為一種純粹的政治作秀，中國的民眾也已經從最初的好奇政治風向變化，轉變為對政治作秀的厭惡，那麼就會又到了要轉變的時候了。不過中國的官場習性和文化積澱決定了中國的官員短期內不會如西方政客一般成為專業的煽情家，所以從一個轉變到另一個轉變的過程必然會很長，中共高層領導人應該有充裕的時間來化解政治風氣走極端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