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濱認為，重慶模式重視“對體系的維繫與鞏固”，廣東模式則“強調國家治理體系的創新”。在經濟領域，重慶與廣東都重視經濟發展，也關注民生問題，但前者突出經濟發展中的政府作用，後者則更重視經濟發展中的市場機制；在涉及意識形態的價值領域和輿論空間，肖濱表示廣東一直嘗試在體制和價值中增添法治、民主、公民權利等新元素，當局也確有一些具體工作，包括廣州近年推進依法治市，實已產生一定效果。另外，在全國各地的媒體中，廣東媒體的表現有目共睹，最能體現開放、理性、寬容、競爭與批評的態勢。     重慶則強調價值重建中的紅色話語，試圖以“唱紅歌”之類的活動來重建民眾的價值觀；重慶模式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在社會控制中主動出擊，集中體現在重慶近年的強勢“打黑除惡”。而廣東模式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對體系機制的不斷改革，一直在為中國的城市治理與改革開放提供具有創新意義的選項，包括廣州政府的預算公開化、順德的“黨政聯動”大部制改革、河源與惠州的網路問政、深圳黨內民主的試點以及廣東各地推行社會管理中的多元共治等。“廣東這些試點可能會連成線，最後連成面，為中國政治改革探路”。 
    肖濱認為，“目前看來，‘左’的勢力與聲音確實是在放大。”不過，他強調說，迄今為止並無證據顯示中央最終肯定哪個模式，雖有重量級人物對重慶給予肯定，但也無事實表明有誰在公開否定廣東模式，目前作出判斷為時過早。他也指出，距中共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還有一年多時間，關於兩種模式的爭論，不僅為十八大的人事佈局埋下伏筆，也將影響中共高層對下一步中國發展路徑的選擇和確立，為十八大之後中國的發展方向、發展節奏的調整提供選擇空間。

秋風：歡迎廣東模式、重慶模式的競爭在中國模式這個宏大框架之下，同時運行著兩套治理機制，其一是政府控制和使用資源的大政府管理機制，這是從前三十年傳承而來的。其二是市場經濟和社會自治的治理機制，這是前一個統治機制有所鬆動，而在過去三十年中逐漸生成的。總體上而言，這兩套機制處於某種膠著狀態，也可以說是某種平衡狀態。在這種混合的體制下，中國經濟取得了快速增長，但同樣是在這種混合體制下，這種快速經濟增長也伴隨著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都試圖對目前的混合體制的內部緊張作出回應。區別在於，重慶模式準備通過部分地回歸原有體制，緩解當下的社會衝突。廣東模式則因應市場和市民社會的擴展，推動制度變遷。對於重慶模式、廣東模式，以及其他可能存在、只是沒有被人總結出來的模式，人們不必忙於下結論，更不應刻意壓制。無論如何，這樣的制度競爭本身是一件好事，它有助於發現最有助於解決當下中國所存在的諸多問題的方案。 

楊恒均：“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最大的區別在哪裡?  重慶模式的本質是用紅歌“教育”人民，用打黑對付不聽話的少數人民。而廣東模式，自從汪洋提出思想解放，到幾乎每年一次與網友交流，以及每年兩會等在各種政府部門會議的講話，汪洋書記幾乎從來沒有直接面對廣東民眾“發號施令”過，更沒有以任何方式要“教育”廣東人民(當然包括我在內)。他一方面同網友平等交流，另外一方面卻向官員聲嘶力竭地灌輸執政理念，他的很多講話，都能夠成為教育黨員幹部的經典(例如諸如“官員認為老百姓不聽話，老百姓認為官員不像話”等等)。自始自終，汪洋始終避免扮演一個“教導”民眾的導師角色，在廣東的民間，你幾乎聽不到有人會提起汪洋如何如何，而在重慶，民眾常常提起“我們的薄書記”…… 

網友謝旭楠：從勞資關係看“重慶模式”與“廣州模式”  從兩個地方處理勞資關係方式的不同著手，嘗試比較這兩個模式。並指出，用“廣州模式”來代替“廣東模式”會指代更加明確。在國家治理方面，廣州政府表現出理性官僚和受民意約束的一面，如番禺垃圾焚燒場在強大的民意前擱淺就是一例。在媒體上，廣州媒體的自由、寬容是有目共睹的。在緩解社會矛盾上，廣州政府已經開始能較好使用疏導的方式來解決，如南海本田罷工和南沙豐田電裝廠罷工事件都被定性為勞資糾紛，得到很好的解決。但是，並不是整個廣東省都有體現這樣的一種模式。廣東省其他城市，特別是珠三角以外的城市，依然在遵循著舊的國家治理方式，如政府與黑社會勾結、無視民意的“大氣”規劃、封閉無獨立性的媒體等。肖濱教授認為，黨對權力的壟斷邏輯和市場經濟的競爭邏輯存在內部緊張性是中國模式的困境。筆者進一步認為，對這種緊張性的不同處理方式體現在“重慶模式”和“廣州模式”對勞資關係的不同認識上。重慶在勞資關係上是一種政府通過行政權力來干擾市場運行的做法，而廣州在對待勞資關係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步，這從南海和南沙罷工的妥善解決都可以看出。當然，我們不可忽略這樣一種進步是在多年來犧牲了許多農民工的利益後換來的，而且廣東省其他各地的勞資關係依然沒有顯著的改善。當我們用對待勞資關係的態度來看“重慶模式”和“廣州模式”時，更加清晰看出兩者的不同。一是用國家權力控制社會來滿足資方的要求，以此獲得經濟增長來換取合法性；另一個是從偏袒資方到幫助勞方，以犧牲一定的經濟效益來換取合法性。這兩者的不同顯示了處理黨對權力壟斷邏輯和市場經濟競爭邏輯的不同方法。筆者認為“重慶模式”還是沒能走出中國模式中經濟和合法性互動的舊邏輯，而“廣州模式”的嘗試更能為我們提供有益的經驗借鑒。 
★★★關注模式之爭 
可以說“模式”理論是一個非常壞的理論，正是這個“模式”論害苦了中國社會，往往“模式”論的極端引述，就會造成了姓“社”姓“資”和行“左”行“右”的爭論和鬥爭。這種“模式”論扼殺了中國社會很多基層地方的創新事物，這種“模式”理論完全是社會發展的障礙物，是創新事物的殺手。模式論的爭論者們，你們的爭論應當休也，當今中國社會現狀要求就是要儘快的讓人民真正的富起來、幸福起來、尊嚴起來、讓社會公平正義起來，只要當地的人民自願接受、不反對、不拒絕當政者的做法，而當政者的做法真的給當地的人民帶來好處，不管所謂“模式”的好壞，都是正確的。我希望中國大地上處處都有自己的所謂“模式”，就是不要一個統一的一模一樣的“模式”。 

橫看天下：我反對“模式”論的說法 
我認為作為模式，動態發展是其根本特性之一。而我們提出並宣導“浙江模式”，其重大意義顯而易見：我們希望中國的未來不局限於某些不成熟的模式構建，而是為大家提供更多發展路徑的選擇，並從中確定最佳道路，特別是在當前已經提出的若干模式被證實具有先天性缺憾的背景之下。 

丁咚：為什麼提出“浙江模式”？ 
如果說過去中國的官員走的是低調路線，那麼現在當他們從高調中獲得了民意的甜頭，意識到政績是可以被民眾接受用來宣傳造勢的，並且中共高層對輿論的評價也已經開始認可，就會出現另一種政治風向，也就是各地方大員都在通過打造以自身命名的發展模式，來進行光明正大的政治公關。現在來看，輿論政治公關已經初現端倪。不過當這種政治口號與真實的政績不再緊密附著，而是演化過頭，成為一種純粹的政治作秀，中國的民眾也已經從最初的好奇政治風向變化，轉變為對政治作秀的厭惡，那麼就會又到了要轉變的時候了。不過中國的官場習性和文化積澱決定了中國的官員短期內不會如西方政客一般成為專業的煽情家，所以從一個轉變到另一個轉變的過程必然會很長，中共高層領導人應該有充裕的時間來化解政治風氣走極端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