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強調“公有制為主體”，並非恢復過去“大一統”的公有制經濟，也不是恢復舊模式的國有經濟，而是在保障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地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毫不動搖地保護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並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深化國有經濟改革。這是所有制經歷了正反兩個階段之后在更高階段的綜合。

　　農村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集中體現在小平同志所講的“兩個飛躍”上。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了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改革開始時的一個否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促進了農村經濟的大發展，經過了30年的發展，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現在應當著手實現第二個飛躍，即發展新的集體經濟。集體經濟也是公有制實現方式。小平同志講“兩個飛躍” 時就說，“公有制為主體，農村不能例外。”這是又一個否定。但是，這是新階段的新綜合。不是回到過去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制度和生產隊體制，而是要充分考慮保障農民和農戶的財產權益，在此基礎上的新的集體合作經濟，包括專業合作和社區合作。

　　新型集體合作經濟已經在中國大地上萌生起步，茁壯成長。如江蘇的華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山西的皇城村，山東的南山村等等，還有蘇南、浙江、廣東一些農村最近興起的社區股份合作企業，這些集體合作組織帶動農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做出了貢獻。這些星星點點的火花，現在社會輿論、宣傳部門對此的重視程度還不夠，某些媒體還在找茬挑剔，冷嘲熱諷。如果社會輿論和政府決策能給予更多關心和支持，它們是可以為我國農村走社會主義道路開辟寬廣前程的。

關於分配關系，要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更加重視社會公平”

　　從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到拉開收入差距，允許一部分人通過勤勞先富起來，是完全正確的，是改革后一次最成功的否定。但是，如果收入差距拉得太大，以至於貧富分化造成難以逾越的鴻溝，出現兩極分化，就不對了，那就需要來一個新的否定，讓先富帶后富，縮小貧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實現分配領域的更高的綜合。

　　在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期內，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有其正面的積極作用，就是促進效率，促進生產，促進經濟發展。但是，過了這個階段，貧富差距擴大，不能實現先富帶動后富，不能實現共同富裕，不能實現公平的自標，這個時候，就必須強調效率與公平二者同時並重，而且更加重視和強調社會公平。我在2003年《研究宏觀經濟形勢要關注收入分配問題》一文中提出“逐步淡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向實行效率與公平並重的原則過渡”，並向十六大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組提出。十六屆四中全會文件未出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的提法。2005年我在《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問題》一文中，再次闡明了這一主張，還寫了（要把效率優先放到該講的地方去）。這篇短文除了指出把公平置於“兼顧”的次要位置欠妥外，還認為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此文原稿呈送了中央。2005年十六屆五中全會報告征求意見稿中還有“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字樣，受到一些同志的非議﹔但是，五中全會文件最終定稿時，消除了這兩種提法，同時突出了“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的鮮明主張。十七大還將初次分配也要重視社會公平這一原則寫入了中央文件。不能說中央吸收了我的意見，但是，我的上述這些觀點主張，與黨中央的最終決策精神是一致的。

　　淡化“優先、兼顧”提法，強調“更加重視社會公平”，不是要回到過去，不是回到過去的“大鍋飯”，不是回到過去的平均主義，而是在更高層次上的綜合與提高。從平均主義到拉開收入差距、先富后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然后再轉回到“同時注重公平與效率、更加重視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重視公平”，這也是明顯的正反合的例子。

　　關於分配問題中拉開差距與縮小差距的矛盾，效率與公平的矛盾，國內討論文章很多，這裡也就不細談了。總之，無論是所有制結構、運行機制還是分配制度，都有正反合三個發展階段。還有其它很多例子，也都經歷這樣三個發展階段，其改革開放過程也都可以運用這個方法總結。

　　改革過程中否定之否定的“‘合” 的階段正在開始，能不能堅持正確的發展觀，把這個更高層次的綜合做好，到了非常關鍵的時候。綜合得好，社會主義能夠堅持，中國經濟能夠繼續發展﹔綜合得不好，經濟不能發展，社會主義也不能堅持到底。有人說經濟可以照樣發展，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中國社會主義不能堅持，社會不可能穩定，經濟就不能持續健康發展。

　　改革開放由正到反，進一步從反到合，走向更高階段的過程，向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進，這樣的綜合，決不是倒退。倒退沒有出路，也不會有回頭路。「不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中國沒有出路﹔市場化走過了頭，也沒有出路。完全市場化，不要國家宏觀計劃調控﹔完全私有化，不要公有制為主體﹔完全的兩極分化，不要社會公平，這不是我們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是小平同志講的。不按這樣的道路走，改革開放就會失敗，按這樣的道路走，改革開放的道路光明燦爛。

　　關於一分為二、否定之否定規律，用唯物辯証法的要領和方法來回顧總結這30年，簡單地就講這些。辯証唯物主義中的質量互變規律，也有豐富的內容，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例子也是非常多的。因為篇幅所限，我這裡就不專門講了。下面繼續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概念方法來看這30年的一些問題。

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

　　歷史唯物主義首先講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對矛盾。

　　生產力生產關系這一對矛盾是任何社會發展的根本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改革開放過程也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包含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方面，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是“市場經濟”，二者是矛盾的，也是統一的。

　　“市場經濟”主要著眼於發展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然很難有效率。這是被實踐証明了是正確的結論。“社會主義”主要著眼於強調生產關系，社會主義不同於其它社會的特殊性在什麼地方？公有制、共同富裕，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主要特征。離開了這些本質特征，就不是社會主義。小平同志講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發展生產力，這是專門針對“四人幫”搞“貧窮的社會主義”來說的，不是對社會主義泛指的定義。發展生產力，是一切社會形態都具有的一般特征，是共性的東西，任何一個社會都要發展生產力。這是第一點。

　　第二，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單有生產力發展，不講生產關系、不講社會公平，少數人佔有財富，而大部分人不能分享財富和技術進步，兩極分化，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小平同志說這是改革的失敗。所謂改革的失敗，不是指生產力的失敗，而是指生產關系的失敗，生產力可能上去了，或在一個短暫的時期裡上去了，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沒有了，這樣，生產力是成功了，但是，生產關系改革最終失敗了。按資本主義的觀點看，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勝利，是資本主義“改革” 的成功。為此，對“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一定要統一地來看，不可偏廢。這是很重要的原則，不然就會變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第三，不能什麼都講姓“社” 姓“資”，生產力就不能講姓“社”姓“資”，生產關系中一些共性的東西，也不必去問什麼姓“社”姓“資”。要造大飛機，要信息化、高科技、管理現代化，就不能講姓“社”姓“資’。但是，生產關系中非共性的東西，就不能不講姓“社”姓“資”。對於資本主義有益於我們經濟發展的東西，如“三資企業”等，也應當拿來“為我所用”，而不是“為資所化”。但是，資本主義腐朽沒落的、與人類文明背道而馳的那些東西，必須予以批判。所以，對於姓“社”姓“資”，一定要具體分析。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A．B．C。

　　有些人打著鄧小平的旗號，反對講性“社”姓“資”，說什麼思想解放就是要從姓“社”姓“資” 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這根本是錯誤的，而且歪曲了鄧小平的講話精神。鄧小平不是不講姓“社”姓“資”，而是在提出計劃市場問題時，在講“三個有利於”原則時講到不要講姓“社”姓“資”問題，他說，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社會主義也應該有計劃，都是手段，不要講姓“社” 姓“資”，僅此而已，哪裡是一般地講不要姓“社”姓“資”？小平同志講“三個有利於” 的時候，特別點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他說深圳特區姓“社” 不姓“資”，是社會主義，還說“三資企業是社會主義的有益補充，都不要怕”。在這些原則問題上，小平同志分明是講姓“社”姓“資” 的。小平同志還說自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積極，一再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即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他怎麼會一般地反對區別姓“社” 姓“資” 呢？這些人斷章取義、恣意歪曲小平同志的根本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