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為本月22日由中國社科院召開的2005年春季座談會撰寫的主旨發言，經作者同意，先由本報獨家全文發表，以饗讀者。

　　無庸諱言，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社會結構已經逐漸形成佔有財富、權力和知識為特征的強勢群體，和以貧困農民、城市農民工、城市失業者與下崗人員等為主的弱勢群體。強勢群體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有很強的影響，在社會輿論和話語權中也很有影響。但弱勢群體則缺乏相當的組織形式表達他們的利益要求，除了用上訪等形式，申訴其遇到的不公外，很難在媒體上發出自已的聲音。這種社會缺陷急待彌補，如果令其發展下去，則只能擴大社會鴻溝，而不利於建設和諧社會。強勢群體特別是其權勢集團的代言人，公然鼓吹“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錢權交易（美其名曰“官員索取剩余”）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另有一位經濟學家，竟然違背現代國家利用稅收杠杆來調節社會收入分配，實施社會福利的常識做法，公然反對對高收入者多征稅，說這是“劫富濟貧”（我想懂得累進稅道理的理性高收入者也不會贊成此說），這一立場鮮明的說法理所當然地遭到一些正直學者和公正輿論的反駁。

　　導致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社會分配問題叢生的因素十分復雜。體制上的弊端，法治上的漏洞，和政策本身的不盡完善，等等都是重要原因。這些方面近幾年來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情況有所改善。但是由於廣大干部經驗不足，由於一部分干部誤解把公平放在兼顧從屬地位，還有一些地方與部門官員受自身利益的驅動，使許多能解決的社會分配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例如行政性壟斷收入問題。壟斷行業的個人收入比非壟斷行業相差幾倍，同樣素質、同等努力的人群待遇不公正，久已為社會所詬病，也講了好多年要改正這個弊病。但是對壟斷行業高個人收入的調節隻限於個人所得稅這個調節力度較小的措施，不發生什麼影響。而沒有從源頭上、從初次分配環節解決壟斷利潤產生和分配問題。

　　【1】稅收杠杆。如個人所得稅制度，本來是一種調節過高收入、抽肥補瘦的稅制，但是多年來中低收入工薪階層卻成了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主體，稅法不嚴使一些富豪逃避交納個稅，連國家領導人也出面表示不滿。個人所得稅從抽肥補瘦變成了劫貧幫富的稅制。現在抓緊完善個人的所得稅制度改革，步伐應當加快。又如遺產稅，許多國家都把它當作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據保守估計，中國資產總量在100萬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至少已超過1000萬個以上，開征遺產稅、贈與稅已有雄厚的現實經濟基礎。中國目前缺乏個人財產繼承、贈與、和轉讓法規，沒有建立個人財產登記和收入申報（后者只在很有限的范圍內實行）制度等，這是實行遺產稅和贈與稅的前提，本來應當加緊研究，積極准備﹔但至今尚未見有政府部門牽頭召集各方研究起草有關方案，不知要拖到什麼時候。

　　【2】國有資產劃轉給社會保障基金。這也是實現社會公平福利的一項重要措施。也講了多年，遲遲難以落實。現在地方國有資產大部分賣光，其收入有多少劃撥到社保基金？國企改制中變現收入的用途，包括劃撥給社保基金，要趕快立法，不然就要落空。【A】有人建議為了縮小貧富差距，要向企業職工劃轉國有資產。劃轉國有資產給本企業職工，結合職工持股改革，是一個償還國有企業職工社會保障性債務，是可以實行的。【B】但國有資產不是本企業職工單獨創造的，也是全民努力的結果，劃轉給全國社會保障基金，也是順理成章的。

　　【3】政府職能和財政功能由經濟建設型為主轉變為公共服務型為主。這是與提高公民福利，促進社會公平有關的十分重要的改革。因為公共服務的受益者多是低收入者，包括教育、保健等在內的社會福利措施，可以提高人的素質，改善人們進入多種就業和社會生活的平等機會。但是政府職能和財政功能轉變滯后,這一轉變往往受到許多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熱衷於大搞政績工程的限制。重視經濟建設，輕視公共服務，以致中國曾被世界衛生組織詬為衛生資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教育經費佔GDP比重在世界各文明國家排名居后，尤其義務教育供應不足，相當多老百姓沒有基本能力進入勞動市場，被排斥在現代化進程之外。當然這些情況都在改進，但與投入經濟建設的資源相比，改進的速度還是很不理想。此外，一些地方還借經濟建設與改革之名，使居民財產權利收入權利受到侵犯，在農村土地征用、城鎮房屋拆遷、拖欠民工工資、以及企業改制中損害群眾利益浪潮的興起中，可以看到政府權力過大，某些官員行為不正，吏治腐敗的背影。現在以解決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為重點，深入開展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中央加大了防治腐敗的力度，堅持用改革的辦法解決產生的腐敗現象的 深層次問題，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和加大制度建設，加大對權力的監督制約。大家深切期望，也相信在中央巨大決心和正確領導下一定能夠做到，在反腐斗爭中不再出現“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不再出現交通系統那樣“前仆后繼，死而后已”的現象。

　　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在效率與公平關系上加大公平的份量，是大家關心的問題。可是現在也有另一種憂慮，認為現在這樣強調社會公平，會不會回到傳統體制固有的平均主義，擔心有些人“刻意渲染”中國收入差距過大，會導致這樣的后果。這種憂慮不是沒有來由的，確有人有中國人對收入差距的承受能力已達極限的說法，如我在前面已經分析過的。我們確實不宜“刻意渲染”收入差距的問題。但是研究者觀點不同，估計有出入，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不能忽視收入差距的迅速擴大可能發展為“兩極分化”，不應忽視實際存在的嚴重社會不公會引發潛在的社會危機。居安思危、防患未然、未雨綢繆，不一定沒有積極意義。

　　中國改革發展到現在這一步，很少人想回到大鍋飯的舊體制。隨著市場經濟理念和運行規則深入人心，經由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取得的高收入和擴大的收入差距，已為廣大群眾所理解、認同和接受，“能以比較寬宏的眼光看待由於工薪，技術專利和資本收益引起的收入差距的擴大。”引發不滿的是體制外的灰色收入，法制外的黑色收入，以及體制內由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非規范收入。人們希望的無非是調整和糾正這些不公平現象，並改進運用再分配杠杆適當調劑貧富差距，而決不是想觸動那些合理合法的高收入。所以強調社會公平談不上會重新喚起傳統體制固有的平均主義，使改革開放以來達成的共識受到沖擊。實際生活中，目前平均主義的殘余，已限制在一些國有機構，產業部門中越來越少的部分，而且國有部門單位之間也出現相當大的收入鴻溝。殘余的平均主義要繼續清理，但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已不是平均主義，而在分配天秤的另一端，需要適當的校正。

　　我倒有另一種顧慮。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現在有些被割裂了。好像這些年來，強調市場經濟多了一些，強調社會主義少了一些。而在說及社會主義時，則強調它“發展生產力”的本質即提高效率方面多一些，而強調它“共同富裕”的本質即重視社會公平方面少了一些。在中國這樣一個法制環境和人治環境下建立的市場經濟，如果不講社會主義，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必然是人們所稱的壞的市場經濟，權貴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鄧小平告誡我們：改革造成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我們要避免這個前途，我們一定能夠避免這個前途，那只有一個辦法,要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