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我們所要建立的市場經濟，就是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這一根本點在 1992年就明確地寫入了黨的十四大文件。這些年來，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在不斷前進，我們在短期經濟波動的控制上，先后取得了治理通貨膨脹和治理通貨緊縮兩方面的成功經驗。但是，國家計劃對短期和長期宏觀經濟發展的導向作用明顯減弱，計劃本身多是政策匯編性的，很少有約束性問責的任務，計劃的要求與執行實績相差很大，國家計劃控制不了地方盲目擴張行為。總之國家計劃失之軟弱，變成可有可無的東西。這影響到宏觀調控的實效，造成國民經濟發展許多方面失衡。

　　現在是到了繼續堅持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需要加強宏觀計劃調控的作用，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指導作用的時候了。正是針對國家宏觀計劃調控跟不上市場經濟發展形勢，最近中共十七大提出“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十七大重新強調多年未提的發揮國家計劃的導向作用，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大家知道，宏觀調控有這麼幾種主要手段，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計劃手段。只有少數市場經濟國家設有計劃機構，並編有預測性計劃，一般不用計劃手段。但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有必要在宏觀調控中利用計劃手段。至於產業政策，則屬於計劃手段。規劃也是一種計劃。所以主要就是上述三種手段。所以，十四大報告明確指出，“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財政、貨幣、計劃三者關系中，計劃應是財政貨幣政策的指針，財政、貨幣政策要有計劃的指導。國家計劃與宏觀調控不可分，計劃是宏觀調控的主心骨。國家計劃有年度計劃，還編制五年、十年的中長期發展規劃。年度計劃包含經濟增長速度、投資總額、財政預算、信貸總額、外匯收支、失業率、物價上漲率和人口增長率等指標，每年都由國務院提出、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應當是有法律和行政效力的。這些中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都應該在宏觀調控中起導向作用，具有約束力，關鍵之處還應問責和追究法律責任，這樣的國家計劃才能對宏觀調控起到導向作用。

　　在市場經濟初步建立，市場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都充分展現之后，目前在“市場化改革”口號下，迷信市場成風，計劃大有成為禁區的趨向。在這種氛圍下，重新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也要加強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看來是十分必要的。

　　這次十七大重新強調了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並不是如某些人所歪曲的那樣，“要回到傳統計劃經濟模式”。重新強調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不同於過去“傳統計劃經濟”，而是計劃與市場這個問題在更高層次上的新的結合：一、現在的計劃不是既管宏觀又管微觀的無所不包的計劃，而是只管宏觀，微觀事情主要由市場調節。二、現在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是市場，計劃是彌補市場缺陷與不足的必要手段。三、現在的計劃主要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導性、戰略性、預測性的計劃，同時要有必要的約束和問責的功能。

　　國家計劃導向下的宏觀調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有之義，不能把“計劃性” 排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含義之外。1992年5月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在中央黨校講話中談到十四大將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法的時候，強調了這一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有計劃的”，講的很明確。我們要本此精神，努力改進國家計劃工作和宏觀調控工作，使之名符其實地起導向作用，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實現市場與計劃的更高層次的綜合。

關於所有制結構，要重新強調“公有制為主體”

　　關於所有制改革，現在也到了否定之否定的合的階段。

　　改革前，是單一公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純，就越好，脫離了生產力而不改變生產關系。改革后，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這是一個否定。這個正反變化，一般規律是公私比例關系“公” 降“私”升，這是合理的。因為改革以前私有經濟幾乎等於零，公有制佔有絕對地位。因此，在相當一個階段裡，非公有制經濟保持超過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速度，從而增加非公有制經濟佔總體經濟中的比重，公有制比例下降、私有制比例上升，是合理的變化過程。這個正反變化過程已經持續了30年。

　　現在是不是到了一個新的時期，“公” 降“私”升是不是到了一個關頭，到了一個關鍵階段，需要重新考慮一下，來一個新的否定、新的綜合？

　　對此，社會上有幾種截然不同的估計。關於公有制主體地位有三種估計，都是現實中存在的意見，有文字可查。第一種意見認為，現在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但是，這種計算方法有問題。它將自然資源、行政性資產都計算在內。幾年以前，有同志曾試圖解答這一問題，他把資源性資產都算作國有資產，那當然可觀，土地就是一大筆財富，其結論自然會是以公有制為主體。這個回答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這裡講的國有資產，應該是指經營性資產，不包括資源性資產。第二種意見認為，公有制地位已經動搖，一些地區、一些部門公有制已不佔主體。有沒有這種現象？這也算是一種意見吧。第三種意見，干脆說公有制地位已經喪失，私有制佔據主體，已經是既成事實了。

　　持第三種意見有兩種人。一種人是擔心這種情況出現，認為不能這樣。現在公有制喪失主體地位，國家應想辦法挽回。這是一種人的意見。另一種人的意見是贊成私有化，說不要再提姓“公”姓“私” 了，既然不是公有制為主，已經很好了嘛，干嘛還要再提！理論界就有人提出，經濟改革已經成功，現在要政治改革了。這些人所講的經濟改革成功，就是指公有制變成私有制已經基本完成。上述的兩種人，都認為公有制已經不是主體了，觀點相同，但是態度和傾向不同。

　　這幾種看法，都是各人根據自己的估計得出的。在國家綜合部門、統計部門尚未拿出公私結構的正式的全面數據以前，難以准確判斷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現狀。

　　但是，從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一直到現在，黨的文件一貫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沒有一個文件不要公有制為主體。十七大重申了黨的這一主張，說“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當然不是空話，不是停留在文字面上，而是要堅決貫徹落實的。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現在已經變成什麼樣，公有制還是不是主體？社會上對此有很多議論，已經有人將這一意見提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要求我們國家統計機構和有關部門公布這方面的材料，現在各種所有制的比例到底怎樣，希望人大監督這個事情。

　　現在到了需要重新考慮時候，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毫不動搖地發展多種所有制形式，不能隻強調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不能只強調一個毫不動搖。這件事到了新的綜合之時。首先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同時要毫不動搖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

　　有人攻擊公有制效率低，是官僚經濟，是權貴經濟﹔不是國家的財富，而是少數人的財富。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這個問題。公有制並非注定效率低，60年代我國的“鞍鋼憲法”，有很好的經驗，日、美、歐企業管理都吸收它的經驗，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國有企業管得好的，並不是一概效率低。改革后，公有制低效率，是與私有化預期聯系在一起的﹔而且效率愈來愈低，也是與前幾年經濟調整、伴隨“國退民進”發生的現象，國有企業經營不善，國有資產流失，巧取豪奪、改頭換面通過各種渠道流失，一夜之間從地底下冒出千百萬家財萬貫的財富精英，與刮起來的這股私有化風塵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

　　國有經濟內部管理也有問題。某些企業管理不善，變國有資產為少數企業高管人員的個人財富，變為私有財產﹔就算沒有MBO，一些國有企業的領導層也在腐化變質，幾百萬年薪的高工資，而普通職工月薪隻有幾百、幾千元。這些都不是公有制固有的屬性。人家攻擊我們國有經濟已經不是公有制，並非完全虛指，也指出了一些問題。

　　國有企業本身應進一步改革，既不能變回到過去“大鍋飯”的舊體制，也不能維持現在被扭曲的形象，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解決目前存在的壟斷和腐敗問題，解決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問題﹔要使得國有企業真正體現社會公平，同時又有激勵機制。這種探索，西方國家不是沒有先例。西方國家也有國有企業，也有國家公務員，看看二者的收入比例，差距不會像我們現在拉得那麼大。國有企業的領導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一樣，都是國家的公職人員，不能完全按照私有經濟的法則辦事。為什麼不學這個呢？所以，國有企業管理腐敗一定要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