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是又一對矛盾。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影響經濟基礎。

　　就改革開放來說，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主要表現為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矛盾。政治改革隸屬於上層建筑。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矛盾，是30年來尖銳的問題。特別是最近幾年，有一種議論，說經濟改革已經成功了，問題在政治改革，上層建筑不適應。其意是所有制已經基本完成了私有制為主體的變革，但是，政權不適應這種經濟基礎，政權還要進一步適應私有化，即整個政權的資產階級化、西方化。境內外都有一些別有用心的勢力主張這種“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是要我們放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放棄社會主義制度。

　　改革開放初期，黨的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更多地強調經濟改革，這是必要的，也是應該的。與此同時，黨一貫地強調政治改革。十三大提出政企分開、黨政分開。1989年以后有所緩進，這是由於“六四” 以后國際國內環境有所變化，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有所緩步。但是，選舉制度、基層民主、行政體制等改革還是穩步推進，民主法制建設逐步改善。這些方面不是沒有進展、沒有改革，而是不斷進步。十六大以后，中央又不斷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當然，政治領域的改革，相對於經濟改革來說是滯后了一些。有些方面大家感覺進展慢了些，要求加快改革。比如，言論自由問題，左派、右派都有意見。右派有意見，是覺得自己言論受限制﹔左派也感到受排擠，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言論不僅在市場化的媒體上不能發表，在一些正式媒體上也不能發表。相比而言，右派言論相對自由一些，前年“西山會議”沒有什麼追究，南北各有報刊不斷公開發表擦邊球和越軌文章，而左派就沒有那麼大的自由度。

　　又比加權力制衡問題。權力缺乏監督，主要領導干部個人說了算，“人治”代替“法治”的弊端還很嚴重。我們不提倡西方式的“三權分立”的“普世”模式，但權力制衡總得要有。沒有制衡的權力、缺乏約束的權力一定要腐敗。十七大提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就是分權制衡原則的運用，這方面我們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

　　再如領導人選制度改革。列寧所說的領導人從群眾中產生，對群眾負責，這一點還要逐步逐層推廣。目前，差額選舉、基層選舉放開了許多，淘汰制、競選制、普選制有些進展，但是效果不盡理想。“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如何更好結合，如何在人大和政協的框架內，在社會主義的原則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推進這些民主程序，確實需要更大的努力。

　　關於言論自由、權力制衡、領導人選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還需努力，還要抓緊。

　　與上述正確的改革思路背道而馳的錯誤思潮，是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兩股思潮都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核心是反對共產黨領導，主張多黨輪流執政。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小平同志最積極，小平同志說，21世紀前50年都要反。鄧小平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以公有制為主體，不能出現兩極分化，他隻提出從政治上解決資產階級自由化，那時只解決到這一步，沒有從經濟上解決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沒有發展到這一步。但是，不能說經濟領域沒有自由化，沒有資產階級化傾向。資產階級自由化，不但政治領域有，經濟領域也有。私有化的觀點、完全市場化的觀點、政府守夜人的觀點等等，這一系列觀點都是經濟領域裡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防止經濟領域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防止經濟領域變質，經濟領域如果變質，政治領域會跟著變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把住這一關口非常重要。過去趙紫陽就認為經濟領域沒有資產階級自由化，至今仍然有一些領導干部這樣認為，這是極糊涂的。有人提出經濟（所有制）改革已經“成功”，現在要隨勢而發搞與“普世價值”接軌的“憲政改革”，就是這方面的強烈信號。因此，那種認為經濟領域沒有意識形態的問題，是大錯特錯了。

　　小平同志提出反“左” 防右。“左”是帶引號的，是極“左”，那是要反的，特別是我國在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都受到極“左” 路線干擾，損失很大，痛定思痛，不能不反。但是不帶引號的左，鄧小平是從來都不反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在世界思想潮流中就是左派理論，共產黨是左派政黨，鄧小平也是左派，不能說鄧小平是右派、中派。如果不帶引號的左也要反，那還有什麼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那還有什麼共產黨領導？見左就避之惟恐不及，像躲瘟疫一般，是極不正常的現象。反“左” 防右中的左，是帶引號的“左”，不是正常的左。共產黨要明確自己就是左派政黨，態度要鮮明。共產黨事實上執行的是中左路線，團結中右，反對極右，防止極“左”。共產黨不明確自己是左派的政黨，就會迷失方向。

　　起碼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百年內，還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不變，堅持科學社會主義方向不變，沒有變成像社會民主黨那一類政黨，那麼，我們仍然會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條道路是走不通的。換了其它什麼政黨，都不會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至於一百年之后，即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后，會是什麼樣政治狀況，要根據那時的情況。中國共產黨也不會是永久領導，那也不符合辯証法。也許，那時的社會階層單一化了，社會階層變化了，不需要共產黨的領導了。但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可預見的時期內，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不能實行多黨輪流執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是我們的基本主張。多黨輪流執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完結了。換了政權，整個路線就全變了，就不能保証我們向社會主義高級階段過渡，那是不行的。（初級階段的一百年內，誰規定的啊？一句話，就可作了100年的執政黨，穩賺不賠！）

生產力內部的矛盾

　　生產力內部時間空間上的矛盾也很多，其中對經濟發展全局最重要的一個矛盾，就是外延與內涵、粗放輿集約之間的矛盾。到底是注重速度數量，還是結構、資源、環境、質量？這是我國生產力發展中一個突出的問題。

　　由粗放發展方式轉向集約發展方式，這是“雙重模式轉換”中的一重。“雙重摸式轉移”包含體制模式的轉換和發展模式的轉換。發展模式轉換指的就是生產力內部的矛盾。這是非常概括性的內容，也是很重要的實質性問題。過去講求速度、數量，輕視結構、資源、環境、質量，現在仍然沒有完全克服這種傾向，片面追求產值速度的現象還很嚴重，特別是一些地方還存在GDP崇拜，犧牲后代利益加速眼前的發展，這種發展實際上是不可持續的。這是30年來很大的一個問題，積重難返，現在正在大力扭轉。特別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提出，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推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推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一、二、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這是促使我們的經濟發展由片面追求速度向全面協調持續發展轉變的正確途徑。

　　“雙重模式轉換”是20世紀 80年代中期由理論界提出來的，“九五” 以后，黨的正式文件正式肯定為“兩個根本性轉變”的方針，十六大以后更是非常強調這個方針。十七大報告將“增長方式”重新改回到“發展方式”，我原來在80年代也是講的“發展模式”。2008年春天，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研究轉變發展方式這個問題。

　　生產力的內部矛盾和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是有聯系的。30年的經驗証明，發展方式轉變會受到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一系列關系的制約。這就要從體制上解決。地方上片面追求GDP，與財政體制、考核制度等有關。如有的省份頒布縣級領導考核指標，按GDP增幅給予獎金，還有些地方層層分解招商引資任務，這樣地方怎麼會不追求GD P呢？資源環境問題，跟價格機制、競爭狀況都有關系。這些都需要從體制上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