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6.30

　　我考慮，扭轉收入、分配不公，由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轉為差距縮小，直到合理分配的程度，涉及到許多方面關系的調整，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改革過程，需要深入研究分配問題的機理，選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思路，方能取得預期的社會共富的效果。在有關改革收入分配的眾多復雜的關系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分配制與所有制的關系。我在２００７年《紅旗文稿》第２４期發表了《關於分配與所有制關系若干問題的思考》，分析了這個問題，或者對當前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有參考意義。

　　所有制和分配制都是生產關系。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所有制決定分配制。但是，人們常常忽略這個觀點。在分析我國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時，人們舉了很多緣由，諸如城鄉差距擴大、地區不平衡加劇、行業壟斷、腐敗、公共產品供應不均、再分配調節落后，等等，不一而足。這些緣由都能成立，也必須應對。但這些不是最主要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

　　收入分配不公源於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響最大的核心問題是勞動與資本的關系。這就涉及社會的基本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了。財產佔有上的差別往往是收入差別最重大的影響要素。馬克思主義不否定個人能力等因素對收入高低的影響（復雜勞動）。但即使西方經濟學家薩穆爾遜都承認，“收入差別最主要的是擁有財富多少造成的，和財產差別比，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他又說，“財產所有權是收入差別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個人能力、教育、培訓、機會和健康”。

　　我們認為，西方經濟學大師的上述說法，是公允的，科學的。如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語言，可以說得更加透徹。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分配決定於生產，任何消費品的分配，都是生產條件分配的結果。生產條件的分配本身，表明了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性質。不同的生產關系決定了不同的分配關系、分配方式。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是按要素分配（主要是按資本分配和按勞動力的市場價格分配）﹔而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則是按勞分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只能以按勞分配為主，按資本和其他要素分配為從。

　　在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縮小貧富差距時，人們往往從分配領域本身著手，特別是從財政稅收、轉移支付等再分配領域著手，完善社會保障公共福利，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狀況。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我們現在也開始這樣做了，但是做得還很不夠，還要加大力度，特別是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和累進率的調整，財產稅、遺產稅、奢侈品消費稅的開征，並以此為財源來增強對社會保障、公共福利以及消除“新三座大山”的醫改、教改、房改和改善低收入者民生狀況的支付，等等。但是，僅僅從分配和再分配領域著手，還是遠遠不夠的，不能從根本上扭轉貧富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還需要從所有制結構，從財產制度上直面這一問題，需要從基本生產關系，從基本經濟制度來接觸這個問題。

　　鄧小平說“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佔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他又說，“基本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堅持歸公有”，就“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這是非常深刻的論斷。它指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容許私人產權的發展，容許按要素（主要是資本）分配，但這一切都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只要保持這個主體，貧富差距就不會惡性發展到兩極分化的程度，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內，最終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否則，兩極分化、社會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轉貧富差距擴大趨勢，要放在堅持共和國根本大法的角度下考慮，採取必要的政策措施，保証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這“兩個為主”的憲法原則的真正落實。（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特邀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