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由中國社科院召開的2005年春季座談會撰寫的主旨發言，經作者同意，先由本報獨家全文發表，以饗讀者。

　　社會公平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問題。如果社會公平狀況不好，就難以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重視社會公平，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是要正確處理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的關系。

　　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關系在我國討論，已有好些年頭了。去年夏天以來，國企產權改革的大辯論，在一定意義上講是又一次效率與公平關系的討論。這次討論不是完全無效果。討論中出現了不少精彩的文章。討論的成果有助於改善我國公平與效率關系的現狀。

　　在效率與公平的天秤上，爭論的一方強調的是效率，而較少注意公平。【A】認為只要能夠使社會財富總量增加，什麼改革手段都可以用，諸如在我國現有情況下，MBO即管理人收購的辦法也可以用。如果有能干的管理人收購了國有企業把它搞活，總比讓它逐漸“冰棍消蝕”為好。因此，“糾纏分配問題沒有意義”。爭論的另一方則以社會公平的名義，【B】竭力反對在目前法律缺位，國有資產真正主人翁也缺位的情況下，將國有資產賤價或白送給少數人，讓他們一夜暴富。

　　國有資產產權改革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而是一個強烈的公共政策問題。所以爭辯不但有學者參加，而且有公眾參加，這是應該肯定的。這次討論大量公眾參與與網絡媒體的活動，是我國公民公共政策意識增強的表現。他們幾乎一邊倒地傾向於贊成上述后一方的意見，表明從公眾輿論的角度來說，后一方是佔了辯論的上風。所以前一方就責難對方，“引爆了公眾不滿國資流失和社會分配不公的情緒”，把不應當由公眾討論的“潛規則”拿出來公開討論了的說法！

　　再從對政府決策的影響來說。國資委經過眾機構的調查研究，確認了MBO在我國現行情況下問題很多，總之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於是對MBO的政策調整了說法，由過去“從來沒有說過反對管理者收購”，到“國有及國有控股的大企業不宜實施管理者收購”，到最后斷然宣布“國有大型企業不准搞管理者收購”，中小企業隻能在極嚴格的條件下公開公正地試行。這也可以看成是對公眾輿論的回應，雖然官方沒有那麼說，但是如果說一下，也不見得有損我們權威機構的尊嚴，反而會獲得反映民心和民眾支持的好譽。總之，這次爭論的結果，無論從輿論上說或從決策上說，都在效率與公平的天秤上，添加了公平的份量，略微校正了過去偏於一方的傾向。

　　本來從學理上說，公平與效率這一對概念，是一個矛盾統一體。常識告訴我們，收入分配越平均，人們的積極性越削弱，效率自然會低﹔適當拉開收入差距，只要分配程序規則公正，就會有助於提高效率。從另一方面說，不提高效率，蛋糕做不大，難以實現持久的更多的公平措施，解決社會增多的矛盾﹔但是如果不講公平，收入差距拉得過大，特別是分配程序規則不公，也會導致效率的下降，甚至影響社會穩定。所以效率和公平從來就是既矛盾又統一的，處理好這兩者的關系不容易。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緩和社會階級矛盾，吸收了社會主義思潮，推行了社會保障、福利的措施。現代自由主義國家既強調效率，也不得不講公平﹔現代福利主義國家很強調公平，但也講效率。他們的效率和公平，都達到相當的水平。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實施社會公平、福利的措施，實比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還要完備得多。當然這有歷史發展的背景，不好簡單類比的。

　　我國改革開放前，是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的國家，大鍋飯的分配體制，使效率大受影響。二十多年前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后，逐漸講求效率，拉開收入差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農村到城市，經濟活躍起來，非常見效。於是經過十多年，就把“兼顧效率與公平”作為經驗總結，寫進了十四大的決議。但是從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在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的提法上有一個新的變化。就是把以前的“兼顧效率與公平”，改變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使這兩者關系，由效率、公平處於同等重要地位，改變為效率處於“優先”的第一位，公平雖然也很重要，但處於“兼顧”即次要地位。兩個“兼顧”意義很不相同。所以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從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開始，每次中央重要會議文件都這麼提，直到如今。所以，它是我國在收入分配政策領域的正式精神。

　　共產黨向來主張社會公平和公正。為什麼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在分配政策上要把公平與效率相比放在“兼顧”的次要地位呢？這與我國經濟長期落后，難以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決眾多社會矛盾，有密切的關系﹔與我國在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葉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的深刻變化和發展趨勢，給我國帶來巨大機遇與挑戰，也有密切的關系。這種情勢迫使我們積極進取，盡一切努力增大我國的國民財富和綜合國家實力，所以鄧小平南方講話要求，“思想更解放一點，改革與開放的膽子更大一點，建設的步子更快一點，千萬不可喪失時機”，強調“發展是硬道理，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樣就把增加國民財富總量和國家經濟實力的問題突出地提出來，效率成為第一位的問題。另一方面，制約我國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當時仍然是過去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平均主義的影響。為了更快地提高效率，增加國民財富總量，就必須進一步“打破平均主義，合理拉開差距，堅持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這一句話也正是十四屆三中全會文件中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時所作的說明。

　　所以十四屆三中全會關於效率與公平關系的新提法，是適合我國當時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的，是完全正確的。經濟理論界闡述和宣傳這一分配政策的精神，也是正確的。在這個過程中，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中國社會階層結構逐漸發生變化，經濟理論界也出現代表不同利益的聲音。有些人借“優先”和“兼顧”之差異，有意無意地貶低，輕視社會公平和社會公正，單純為一切斂聚財富的過程辯護，這就不符合改革的精神了。因為在這一時期，中央一再強調，“先富要帶動和幫助后富”，“要注意防止兩極分化”，絲毫沒有忽視社會公平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