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秦暉，1953年12月生，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1981年作為中國文革後首批碩士畢業于蘭州大學(研究生)，曾任陝西師範大學教授(1992年起)、中國農村發展信託投資公司研究員(1994年)，現為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農民史研究會理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理事、青基會社區文化委員會委員、研究委員會委員、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特邀研究員、《方法》、《開放時代》、《中國學術》和《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等學術刊物的編委。

【本文】 

    西班牙民主化的坎坷過程主要給人的感覺是“極左”和“極右”都很可能在這一過程中導致災難。一個正常的民主化道路，應該是社會民主主義(美國有時叫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美國有時叫保守主義)互補，就是溫和的左派和溫和的右派的一種互補，或者說是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的互補。

    西班牙的事情的確比較複雜。從時代來看，西班牙內戰前後的這段時期，也就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實際上是全世界範圍內民主自由制度受到最嚴峻挑戰的時期。那個時候不管東方西方，在凡爾賽體系下形成的大批民主國家都發生逆轉，變成不是左派專政就是右派專政。甚至原來在中世紀就有民主傳統的國家，像波蘭，像德國的一些小邦，在中世紀就有所謂的自由選王制，所謂的城市共和、貴族民主制度，但在那個時期也發生了專制化傾向。那個時期保留下來的民主國家很少，除了美國、英國、法國和北歐的一些地方，其他的都垮臺了。有的是左派專政，像布爾什維克；有的是右派專政，像希特勒。 

    而且左右派專政在今天看來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0世紀初，俄國當時的總理大臣維特伯爵就講過，黑色百人團，所謂的黑幫，俄國的極右翼，和紅色百人團，所謂的紅幫，極左翼，其實是差不多的，,做的事情都一樣。在當時的維特看來，區別只是他們所處的階段不同。按照維特的說法，極右派是已經墮落的專制主義者，而極左派是處於浪漫期的專制主義，浪漫專制主義到一定時期都會墮落的。而且今天看起來，東南亞也是這樣的。原來緬共、紅色高棉那些人，當年為理想主義不擇手段，搞得很恐怖。現在一旦沒了理想，唯利是圖同樣不擇手段。最黑的弄錢方式，比如販毒、賭場、綁票。原來緬共、紅色高棉控制區，現在盡搞一些比資本主義還要黑的東西。

    從西班牙的具體情況來講，它在1930年代的悲劇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時期特殊背景下的社會矛盾特別尖銳，既得利益階層和社會下層的衝突特別嚴竣，加上當時國際背景不利於自由民主，極左的和極右的極權國家都分別在拉這西班牙的左右兩翼。但是從整個人類歷史發展來看，造成這種現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寡頭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間的互相回饋放大機制。其實也不光是西班牙有這種情形，拉美也是這樣一種情況。寡頭主義統治的時候用專制手段來掠奪大眾，使正常的市場經濟、正常的利益博弈不能夠形成，等到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們的機會，就又做得特別極端。要避免這個過程，我覺得要提倡一種非寡頭主義的右派，也提倡一種非民粹主義的左派。     

民粹主義不等於平民訴求

    在這個問題上要弄清的一點是，在轉型時期民粹主義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但是討論民粹主義應該把它和幾個事情劃分開來。第一，民粹主義不等於平民立場，更不等於合理的平民利益訴求。平民階層總是要有他的利益訴求的，而且這個利益訴求無論在什麼時代它都有很大一塊可以和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完全相容。民粹主義不等於平民立場的理由就在於，民粹主義者與其說是“平民主義”者，不如說是“整體主義”者。他們仇恨的其實是個性、個體、個人權利。實際上，他們不僅仇恨富人的個人權利，也仇恨窮人的個人權利。民粹主義者往往認為，他們崇拜的窮人或“人民”是一個整體，構成這個整體的任何一個人都是草芥，都是可以為這個整體利益犧牲掉的。西班牙戰爭時期左派的內鬥也是以這個為理由的，為了“革命”的利益，包括工人、農民在內，只要不符合他們當時認為正確路線的人都是要倒楣的，而且他們屠殺自己人一點也不比對手溫和。所以我覺得民粹主義最突出的特徵並不是我們一般講的仇恨精英而堅持大眾立場。其實他是堅持一種整體化的立場，仇視一切個人化的立場，既仇視富人個體，也仇視窮人個體。比如俄國的民粹主義就有這個特徵，它是非常崇拜農民的，但是它崇拜的農民特指農村公社，民粹派認為那些主張單幹的農民是“最危險的敵人”，民粹派主張壓制他們是一點也不手軟。他們提倡“整體”，而“整體”又是由他們來代表的。所以民粹主義不能把它和平民利益劃等號。在改革時期，尤其是在寡頭主導的改革過程中，堅持平民利益的訴求是很重要的，包括自治的工會農會運動等等，只要這些運動能遵守“群己權界”，就是一種正面的制衡。

    第二，我們也要把民粹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分開來。歐洲民主左派一般都會提出福利國家的訴求，或者是社會民主主義的訴求。這種訴求在歷史上和民粹主義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往往是對立的。在很多國家，其中也包括在西班牙，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民粹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論戰。我覺得實際上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在很多方面都類似的，都是主張自由和民主是有邊界的，也就是嚴複講的“群己權界”的概念。

    己域，就是在私人領域，—定要堅持自由原則，屬於個人的權利就是應該自由的。既不能被專制者個人所侵犯，也不能為所謂的多數或整體所侵犯。群域，就是公共領域，就應該是民主的，用符合多數意志的辦法來解決。但是這兩者是不能顛倒的。我覺得民粹主義也好，寡頭主義也好，一個共同點就是“群域無民主、己域無自由”。一方面以公權力為理由任意侵犯個人領域(民粹主義尤然)，另一方面公共領域又被個人或少數利益集團所把持。公共領域沒有公共性，而個人領域也缺少對私權利的尊重。但是從歷史上看，個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還有一些模糊地帶，這個模糊地帶是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劃清楚的。為了避免公私不分、群己不分，這個界限是一定要劃的。但正是因為這種模糊地帶的界限不能一勞永逸地劃清楚，所以往往是過了一些時間後又會有一個調整。所謂左派和右派在憲政民主制度下的一種正常的博弈，實際上是對“群己權界”中模糊部分的一種調整。簡單來說，比如說幫助弱者或社會保障，我們也不能說右派就不關心弱者，但是右派一般認為幫助弱者應該屬於個人領域，應該用自由或自願的原則來處理，比如NGO、慈善。左派就認為應該是公共領域，應該用民主國家多數決策，切出一塊資源，用公共福利的辦法來解決。到底比重應該多大，並沒有絕對的答案。在—定的時期，通過憲政民主機制，比如說左派上臺就會把經濟上的“群域”擴大一點(倫裏上則相反，西方左派通常主張在這方面擴大“己域”，例如同性戀自由等)，右派上臺就會把經濟“群域”縮小一些(倫理上也相反)。但是這種縮小和擴大都有它的相對性。基本領域的群己之分，憲政條件下的左右派是有共識的。人們對模糊領域的“群己權界”發表意見的權利也毫無疑問屬於個人領域，不管左派上臺還是右派上臺，這一塊都應該是自由。通過憲政民主程序左派上臺實行了高稅率，你不能抗稅，但是你對高稅率提出批評、乃至主張減稅的言論自由是完全有的。到了下一輪大家也許接受這個意見，就可能調回來。“權界”雖然會不斷地遊移，但是“群己”是一定要分清楚的，否則就會發生公權力越界，或者公共領域被個人專斷的情況。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這兩者不能顛倒。也就是說，在一定程度下，公共領域可以擴大，但前提是公共領域的公共性必須得到保障。你可以搞高稅收、高福利，但只能在憲政民主體制下，通過“無代表，不納稅”、“無代表，不開支”的方式來操作。否則，如果某些專制者以公共福利為理由橫徵暴斂，結果是“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二次分配並不真正具有公共性，這樣就搞成“負福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