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9日 紐約時報中文網編輯 困困

如今的中國，空氣中瀰漫著一種蠢蠢欲動的情緒，它驅動中國成為最新興的超級大國，它也使這裡世界上最大的威權統治政府感到擔憂。官方用「中國夢」來回應這種情緒，將其描述為一種復興強國的慾望；一位美國前駐華記者也捕捉到這種情緒，他稱之為「野心時代」。 《紐約客》雜誌前駐華記者歐逸文(Evan Osnos)剛剛出版新書《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逐財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書中呈現了樣本豐富的中國人真實經歷，包括被成功慾望猛烈衝擊的企業家，用近乎虔誠的方式復興愛國主義的「憤青」或英語學習者，為追求真相而承受壓力或陷入囹圄的媒體人、藝術家和持不同政見者。這些人物從表面看幾乎並無相似之處，但他們又共同呈現出野心勃勃的新中國關鍵詞：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政治獨裁的高壓也無處不在；人們追逐成功，與此同時也感到空虛，轉投信仰以尋求寧靜；自我意識的覺醒澆灌了個人主義，但也同樣滋生割裂感與不安。

歐逸文1990年代中期曾在北京學習中文，2005年作為《芝加哥論壇報》的駐京記者遷居北京， 2008年至2013年他開始為《紐約客》雜誌擔任駐華記者，他與前任——何偉(Peter Hessler)，《紐約客》2000年至2007年駐北京的記者，共同完成了該雜誌中國報道的樣本：用鋪展、深入的特寫報道，記錄轉型中的中國最激動人心又擊中本質的人或事件。他們在中國讀者中頗有聲望，甚至獲得了「非虛構寫作雙胞胎」的昵稱。但歐逸文與何偉是一棵樹上結出的兩個迥異的果實：如果說何偉的敘述更個人化，精於探究內心，歐逸文則更具記者的全局掌控力，他擅長將講述對象放置在廣闊背景中，勾勒出複雜的中國全景圖。 歐逸文在中國生活的八年，也恰好是中國充滿矛盾的時期。如何平衡這種矛盾，既是他身在中國時切身的感受，也是他離開後寫作這本書時要處理的議題。在為《紐約時報》觀點與評論版撰寫的一篇文章中，歐逸文寫道：「對當代中國的描寫中，最艱難的部分就是掌握它的比例：有關中國的故事中，有多少是真正鼓舞人心的，有多少殘酷無情的？針對中國的價值觀，科技初創企業和自主創業的故事能體現多少，防火牆和濫用權力又能代表多少？」 他希望不懷偏見。《野心時代》做出了有益的努力，書中選擇的人物樣態豐富，兼具「鼓舞人心」和「殘酷無情」，講述也足夠從容，在人物的個人故事與宏大背景之間靈巧轉換。在書中，也許無法讀到判斷或預言，但它忠實講述了剛剛過去的一小段歷史，以及正在發生的故事，或許暗藏着中國未來可能的轉變。

歐逸文對中國懷有情感，對這本「中國報告」，他有兩個目標：希望中國人讀到這本書；希望中國人讀到完整的這本書。遺憾的是，因為他無法接受中國大陸的出版審查制度，《野心時代》將不會出版簡體中文版。 目前歐逸文是《紐約客》雜誌駐華盛頓分社的記者。2014年3月，因為參加一個文學節，他回到中國。紐約時報中文網在北京對他進行了專訪。以下是訪談實錄，經過編輯和刪減。

問1：你是如何找到「野心」這個關鍵詞作為新書題眼的？

答：2005年我搬到中國後就對「熱」 這個詞產生了興趣。不論我在中國探究任何文化現象，或者某個人物的流行，我總是聽朋友用「熱」這個詞來形容它們。這是一個栩栩如生，又極具力量的詞彙，因為它形容了某種現象有如病毒一般在人們之間傳播，很快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蔚為大觀。 實際上，早在1979年「熱」就在中國出現了。我想是鄧小平——當時中國政府的領導人——他用這個詞來形容當時在中國興起的小農場和小工廠熱潮。在當時，這種熱潮正如雞舍里的傳染病似的，從一隻雞傳染到整個雞舍，然後又不知不覺蔓延到整個地區。 2005年我到中國後，先後出現過「博客熱」，當時最著名的是寫性經歷的木子美；英語熱，比如李陽的瘋狂英語等等。2008後，還出現了「奧運會熱」。但是「奧運會熱」與其他「熱」的不同之處在於：奧運會是由政府發起的，奧運會熱的流行是由政府推動的，它並不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現象。現在我們回頭看，沒有人會說，木子美，你會成為一股熱潮；李陽，你會成為一股熱潮，是人們選擇了他們。但是奧運會熱卻是由政府主導的，這是一種官方熱。 另一個引起我興趣的是「個人主義」這個詞。一開始我對人們說起個人主義，大家都覺得這不是個好詞。即使今日，個人主義這個詞在中國聽上去依然太自私了。但是我書中寫到的每個人，都被認為是有「個性」的，是指這些人具有自我實現的能力，且卓爾不群。他們在某一領域獨當一面，不可或缺，富有創意，很有潛力或者大權在握。我發現人們開始追逐個性，追逐自我價值的實現，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但是個人主義這個詞並不那麼容易被接受，我感覺個人主義在中國存在並且非常重要，但是要使用這個詞彙卻並不那麼使人感到舒服。 之後我開始對「野心」這個詞感興趣。野心的用法在中國也經歷了一些轉變，20年前，假使我們說某人有野心，那是對這個人的冒犯；但是如今的中國，野心成了必須，如果你沒有野心，那你就落後了。而在「熱」和「個人主義」背後，正是「野心」在驅動。這就是我開始研究野心的過程。 我挺迷戀一個詞用法的流變，在中國尤其如此，有時候因為我對一個詞感興趣而開始採訪研究，有時候又是因為某一個詞流行起來驅使我去發現它流行的原因。

問2：談到中國的個人主義與野心時代，感覺與美國的1920年代有很多相似之處？

答：是的，有許多相似之處，當然也有所不同。我在中國生活的時間越長，就越感到此刻的中國與美國的1800年代末期或20世紀初期有着諸多相似。美國的20世紀初期，後來我們叫它「爵士時代」，或者「了不起的蓋茨比時代」，那時處處隱藏着可能性，那種一個來自北達科他州小鎮的的青年可以在大城市成為大亨的可能性，只因為他富有決心，也許還有一點不守規矩。從某種程度上說，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正是那時候美國建起了摩天大樓，正是那時候美國修建了全國鐵路，也正是那時候美國開始徵收個人所得稅，因為財富太多而人又那麼少。那時候只要你打破規矩，敢於犧牲，你就能達成目的。這種可能性正是此刻中國與當時美國的相似之處。 但激動人心的背後隱藏着社會系統逐漸失去控制，因為一小部分人精於利用制度的漏洞從中謀利。因此，也正是那時候美國開始治理食品的不安全，查處危害工人健康的工廠，調查財團或富人操縱政治以謀私利。這一切都使我感到，這多麼像中國。從積極的角度看，美國走過那個痛苦的，剝削的，權勢人物豪奪強取的時代，繼續成長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因為人們意識到過速的野心與發展帶來的弊端使我們必須停一停。因此美國當時採用了一些方法，比如利用工會，媒體，中產階級來修正這些弊端，尤其是中產階級，也因為宗教信仰的緣故，他們認為有必要對同胞負責。由此治理了腐敗，在權力與機會之間找到平衡。 因此，當時美國所經歷的一切告訴我，此刻中國與當時美國最大的不同是：中國的政治制度設計無法像美國當時那樣有效回應並解決公共壓力。中國經常讓我擔憂的一點是，制度在金錢、政治和權力之間失衡了。如果制度合理，就會迅速回應社會壓力並作出調整，而不合理的制度設計導致反應滯後，滋生不滿和憤懣，最終會演變為混亂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