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9日 紐約時報中文網編輯 困困

問6：驅使一個人追逐什麼，往往深層次的原因都跟信仰有關，不一定是宗教信仰，可能是一種堅信。

答：是，對信仰的追求可能是一個更深刻的問題。人們開始追問一些大問題：我相信什麼，我的人生的道德準則是什麼？可能人們擁有了財富，但是金錢是空虛的，人們希望獲得更多，有一些人求助於宗教信仰，有一些人開始追求一些別的信仰。 比如說，像書中的一個人物唐傑（Anti-CNN網站、四月網創始人，發起「新愛國主義運動」），到最後，唐傑所追逐的事情已經成為信仰。一開始我採訪他的時候，他說他相信中國，但是最後，在我書的末尾——這裡我做一點劇透，他說他相信自己，這就是他的信仰，他真心地認為自己擁有解釋中國的權利。 書中還有一個人物林谷，他曾是新華社和BBC的記者，可以說他的職業生涯就是追求真相，但是他無法感到滿足，當他面臨一些大問題時，比如人生的意義，他選擇求助宗教信仰。我在中國的時候，居住在國子監孔廟附近，經常看到各種各樣的人前來尋找大問題的答案。有一些人求助於儒教；有些人求助於佛教；有些人求助於基督教；有些人求助於巴哈伊；有些人求助於瘋狂英語……。此刻的中國，是一個宗教信仰覺醒的時刻，同時，這種信仰又是如此個人化。

問7：除了野心，你的書中還抓住了其他的中國關鍵詞，比如「割裂感」與「不安全感」。 答：對，我用一章的篇幅來寫小悅悅的故事。小悅悅事件發生於2011年，她正展示了中國人與人之間的割裂與不安。這個新聞出現的時候，我對這個事件非常感興趣，一個被兩輛車碾壓的躺在佛山五金城旁街道上的小姑娘，18個人從她身邊路過而無人援助。 這些路過的人是一些聰明人，他們在追逐財富，他們努力工作，他們能夠一手建築一個自我的小世界。與此同時，他們也都是個體，「個體戶」，這個20多年前出現的詞教會他們一個教訓，他們的個人小世界只有他們自己可以依靠，制度無法幫助他們，制度不可靠。這些路過的人也幾乎都聽過「彭宇案」（2006年，南京彭宇扶救倒地老人被訛詐的案件），他們學到另一個教訓：遇到這樣的事件最好不要卷進去，趕緊離開，因為冷酷能幫助他們，而警察幫不了他們。 因此我去了佛山，在那裡呆了一段時間，跟人們聊。路過小悅悅的18個人，他們之所以不施以援手，不是因為他們是壞人，不是因為他們是對孩童冷酷的人，很多人也是父母，他們這樣做是本質上是因為中國的制度設計使他們感到制度不可靠，不可信。他們不施救，甚至是一種「理性」的決定，他們中有人說我不能幫助小悅悅，因為如果我牽涉進去，我的小世界就會崩塌，我努力獲得的一切就會消失。對我來說，我感到不論是這個五金城裡的人，還是中國別的地方的人，都有如生活在一個一個孤島上，每一個島都枝繁葉茂充滿可能性，可是從島外望過去，任何一個小小的失誤，都會讓這個島斷水，會讓島毀滅。

中國人總是在討論「不安全感」，是因為人們感到失敗就在距離成功不遠處，你的生活可能是一種假象。你有住所，你的生活比你的父輩、祖父輩都好，但是即使很小的事情發生，你就可能毀於一旦。你不能去找法院，法院幫不了你，法律幫不了你，政治幫不了你，人大代表幫不了你。誰能幫你？只有你自己。這也許也是個人主義消極的一面。

問8：書中人物，哪一個花了你最長的時間來採訪和寫作？

答：我想應該是林毅夫（經濟學家）。他的人生精彩紛呈，他是我這本書的開篇人物。1979年以前，他生活在台灣金門島，但他懷有一種強烈的野心：他說，我要去中國大陸，我可以影響中國。之後他放棄了一切，他的妻小他的家庭他的軍職，然後一路從金門島游到了大陸。這是我見過最驚人的有關野心的故事，同時他也極好地詮釋了什麼是個人主義。我對他的故事非常感興趣，尤其是他在1979年作出決定的那一刻——他並不了解大陸，但是卻有一種提前的預知，未來將會翻天覆地不同，這使他堅信自己必須到海峽那邊去。 我2010年認識林毅夫，之後陸陸續續採訪了他五，六次，直到2013年7月。過程中我還前往台灣金門島，查閱和收集了一些當時的資料，台灣軍方一直在調查他。我非常感激他願意談論自己的經歷，因為這些往事對他是苦澀的。一開始他不願意談，他說這都是些舊事了。我猜是我的誠摯打動了他，他也意識到我是把他的經歷放到中國的大背景下來理解。然後他就非常慷慨、真誠地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問9：你的書中人物，有很多你也為《紐約客》雜誌也寫過文章，書跟《紐約客》文章有什麼不同？

答：我很難給出一個百分比數字。書中的確有幾個人物是我在《紐約客》工作時候寫過的。有一些人物是我為《紐約客》采寫之後，又持續跟蹤他們，比如唐傑，我在2008年為《紐約客》寫過他，但在書中，我又擴展寫到了他的2008，2010和2012年的不同經歷。還有一些人物，是因為我有這本書的計劃，因此選擇他們為《紐約客》采寫，比如龔海燕，當我聽說她的故事的時候，我意識到她之所以創辦「世紀佳緣」這個公司，是一種自我選擇，選擇追逐財富，我希望她也成為書中的一個人物。《紐約客》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他們歡迎一個駐刊作家先在雜誌上發表一部分書的內容。這是一種特別棒的做法，因為它讓你重新思考你的人物和寫作，讓你成為更好的作家。

問10：如果一家中國出版社計劃在中國大陸出版這本書，但是因為審查制度，需要刪掉一些章節，你會接受嗎？

答: 哦，不。我不會接受任何刪節。我無法為他人做主，但我可以為自己做主。對我來說，這本書中所寫的人與事，都是我認為值得談論和書寫的，我希望人們在整本書的框架下來理解這些人與事。如果我刪去了這本書的某一部分，它一定會改變人們對這個話題的理解。我絕對不認為接受這本書被刪節是什麼好主意。我會盡一切努力讓中文世界的讀到這本書，也許會出版繁體字版。對我來說，我有兩個目標：一個是，我希望中國人讀到這本書；另一個是，我希望中國人讀到完整的這本書。

問11：簡單談談你離開中國後，身在中國之外看中國，跟以往有什麼不同？

答：因為我迷戀中國，所以我無法那麼輕易放棄關注中國。當我們搬回美國後，我現在的工作也並非停止寫中國，只不過也開始寫美國了，看上去，中國越來越少地佔用我的時間，而美國越來越多，可實際上，我是不可能忽然像這樣（打了一個響指），就一下子停止了對中國的興趣。我不會停止有關中國的寫作，不同的是，在未來的四五年時間內，我會更多地寫世界各地包括美國的故事，以往我對中國的觀察視野是狹窄的，現在更加廣闊了。因此我會常常回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