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導致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是華爾街資本的貪婪和全球監管不到位，但從宏觀結構的角度看，它是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的產物。如果說各國都受失衡的影響，那麼也都對失衡負有不同程度的責任。

    當前，中國的政策選擇勢必受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和很多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也遵循危機處理在先、結構調整在後的策略。但這兩者並非完全可以區分的兩個階段。處理危機有不同的方式，有些政策選擇可能有助於結構的調整，但有些政策選擇則不利於結構性調整，甚至相反。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政府出臺了大規模的應對危機的計畫，並且取得了成效。但很難說中國經濟已經走上正常軌道，中國的經濟結構性失衡情況也同樣存在。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投資失控、通脹、銀行壞賬增加等都是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如何避免這些因素演變成內部經濟危機，仍然是中國的頭等大事。

    更為重要的是，在繼續應對危機的同時，也要考慮這些應對舉措和整體的結構性調整的一致。這種一致性的目的，是要為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同時，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包括來自西方的需求減少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崛起，對中國的結構轉型產生著越來越大的壓力，經濟結構的調整勢在必行。

三場改革與土地有關

    調整結構的突破口在哪裡？人們指向減少（或者被迫減少）出口而要增加內需，即要建立一個消費社會。消費社會的建立是中國下一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如何建立一個消費社會？現在的用於應付金融危機的方法例如家電下鄉、舊車換新車等是臨時性的，既不可能持續，也不會導向消費社會。建立消費社會必須首先確立社會制度基礎。沒有這樣一個社會制度基礎，消費社會就會一直是烏托邦。 

    那麼，如何確立有助於消費社會建立的社會制度呢？這個問題可以從多方面來回答，例如建立社會保障、醫療保險、教育和環保等方面的制度。還可以考慮一種推進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政策思路，在保障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同時，建設一個消費社會所需的社會制度。 這個政策思路的核心就是土地。從目前來看，越來越多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問題和土地有關。“三農”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農民工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城市居民的生存空間（住房）的核心是土地問題，連各級政府的生存問題也是土地問題。概括地說，土地已經成為眾多問題中的“綱”。如果從土地問題入手，中國必須同時進行三場與土地有關的改革。這三場改革的核心是中國社會的三大群體，即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居民。 

    農民靠土地為生，土地問題是農民的關鍵是不言而喻的。農民工問題的關鍵也是土地問題。所謂的農民工儘管已經成為工人了，但還在家鄉保留一塊土地。這塊土地的去留決定了農民工的未來身份。城市居民沒有土地，但其所面臨的問題也和土地有關，即住房。在中國社會，城市居民住房問題越來越表現為土地問題（其他國家也如此）。 

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居民這三大群體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中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始，到現在農村的發展似乎已經到了一個頂點。無論從哪個方面說，農村的進一步發展缺失動力。前些年中央政府免掉了土地稅，但這並沒有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農民的生活。實際上，農民和其他社會群體的收入等各方面的差異還在迅速擴大。沒有很大的改革，農村的衰敗似乎不可避免。在很多鄉村，現在只剩下老少婦幼。 

    農民工這一塊的問題更大。農民工為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可以說，沒有農民工，中國就不可能有這樣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實際上，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更離不開農民工。但很顯然，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並沒有消化和吸收農民工；否則，就不會有農民工這個概念了。這是和其他國家很不一樣的地方。因為離開了土地，但城市又不能吸收他們，所以農民工就成為了中國社會的第三元，即在城、鄉二元之上的新的一元。這第三元是中國社會最不穩定的。農民工的問題在今後會越來越嚴重。第一代農民工還可以還原為農民或者轉型為城市居民，但第二代農民工已經不能還原為農民了，因為他們生在城市、長在城市、在城市接受教育。即使他們在農村有一塊土地，土地對他們來說已經毫無意義。就是說，第二代農民工不可能再回到農村去。現在第三代農民工已經開始成長了。

    城市居民這一塊也在出現很多問題。傳統上，城市居民受國家的各種保護，是中國社會的特權階層（和農民相比較）。在城市，政府和市民之間的互動模式是基於不成文的“契約”之上的，即政府為市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而市民接受政府管治。但城市的各種特權已經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消失了。因為社會改革滯後，城市居民正在面臨越來越多的困難。失業、城市新貧民、社會抗爭等從前鮮見的現象，現在已經變成城市常態了。城市是中國中產階級的集中地。如果中產階級不能壯大，中國社會的穩定基礎就會很薄弱，執政黨的社會基礎也同樣會出現問題。

中國是否能夠實現人們所說的“善治”，很重要的一方面就取決於是否能夠培養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中國的中產階級還是小得可憐。中產階級的成長和中國高速的經濟發展不成比例，主要原因是社會政策的缺失。各級政府所推出的各種刺激經濟的舉措不是在培植中產階級，而是在一次又一次地破壞中產階級的成長。在諸多社會政策中，住房政策是關鍵。“房奴”社會對中產階級的成長很不利。而要解救“房奴”，土地問題就是關鍵。

統籌城鄉關鍵是土地

    這三大塊問題如何解決？近年來中國領導層提出的城鄉整合和統籌是個有效的方向。從結構調整的角度來看，城鄉統籌和整合就是要把城市改革和農村改革一同考慮。而統籌城鄉改革的關鍵就是土地問題。簡單地說，新的圍繞土地的改革是要保護兩個社會群體（農民和城市居民），而從長遠看是要吸納農民工和取消農民工制度。要保護生活在農村的農民，就要保護他們的土地權益。 

    這裡必須看到兩種發展趨勢。第一，儘管中國的城市化進展得很快，但在今後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裡，大部分農民還是會生活在農村。第二，農村的總人口必然呈現下降趨勢，越來越多的農民會轉變成為城市居民。這兩個特點就決定了，一要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二要容許土地的“流轉”。

    農村的土地問題還沒有真正得到解決。這些年來，隨著各方面對土地需求量的急劇增加，對農民土地的剝奪也在加劇，並且已經演變成社會衝突甚至暴力的一個重要根源。如何保護農民土地的問題必須得到解決，土地的“流轉”不可避免，但在“流轉”之前必須先提供給農民足夠有效的土地保護機制。否則，“流轉”就會演變成各種變相的剝奪。

    土地流轉的必要性，一方面【1】來自農村集約經濟的客觀需要。依賴土地的小規模經營，已經成為農村勞動生產力低下的一個重要根源。從少量土地所得到的收益，只能使農民維持在生存經濟的水準。同時因為農村工業化的發展，很多農民已經離開了土地，或者不再依賴土地而生存。這部分的土地（或者土地使用權）需要“流轉”給其他人，以期達成農業的規模經濟。土地流轉的必要性【2】也來自城市化的需要。城市化需要大量的土地，要求把很多農村的土地轉化成為城市用地。這裡要考慮的是兩個社會群體，即農民工和城市居民。如上所述，農民工是中國社會最不穩定的一個因素，從長遠來說，必須消化這個群體。這個群體不被消化，既不能解決農村問題，也不能解決城市問題。

    農民工這個群體沒有被吸收或者被吸收得很慢，是中國農村問題不能得到解決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這也是城市化速度過慢的一個重要因素。農民工儘管生活在城市，但是他們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市民權”，也不能為城市做出其應有的貢獻。解決農民工這個群體的經濟條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存在，主要的障礙在於政治和行政上的（如戶口制度）。

    農民工（尤其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問題只能通過城市化得到解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而解決方式的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農村土地向城市的“流轉”。城市居民沒有土地，但他們的問題也與土地有關，即住房。要從“房奴”或者“蝸居”解放出來，至少需要兩個條件，其一是政府有效的社會政策，二是獲得從農村“流轉”出來的土地。 “房奴”局面的形成一是因為沒有土地方面的社會政策，二是因為土地供應量的不足。和所有其他國家一樣，城市化必然意味著向農村要土地。而對大多數農民或者農民工來說，只有放棄了土地，才能真正被整合進城市，就是說農民和農民工可以用土地交換市民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