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頭統治

    精英寡頭化是資源高度集中和精英力量不受約束的必然結果。在當今世界上，有兩個地方的寡頭問題成為引人注目的現象。一個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寡頭統治有著複雜的歷史原因，其中一個重要背景就是大地產制度。到18世紀末的時候，大地產制已經在拉丁美洲佔據了支配地位，大農場主、大牧場主壟斷了大部分的土地資源，他們不僅掌握著最多的經濟資源，而且對對政治事務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力。另外的一個地方就是轉型中的俄羅斯。俄羅斯的“寡頭”主要是由在20世紀90年代私有化過程中迅速暴富起來的大資本家構成。在俄羅斯的私有化過程中，那些控制石油、天然氣、鑽石、有色金屬等重要資源的人逐漸成了經濟寡頭。俄羅斯眾寡頭不僅控制著俄的經濟，甚至逐漸將觸角伸至政治領域，包括壟斷、控制和操縱媒體，通過提供贊助等方式左右選舉過程，干預決策、立法等，有的還親自出任政權機關要職。2000年5月，普京就任總統幾個月後，便開始對經濟寡頭進行打擊。到目前為止，俄羅斯的寡頭力量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遏制。

    最近幾年中，有關中國社會中精英寡頭化的議論在開始出現。其中所涉及到的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在“做大做強”和“抓大放小”戰略思想推動下，國有寡頭企業憑藉壟斷優勢發育迅速，同時中小企業和個體戶大量消失；在一些行業和領域中，資源積聚迅速，如在房地產領域中，“寡頭壟斷”這個概念已經是眾人耳熟能詳的“口頭禪”；在一些地方，已經形成的政商聯盟掌握著行政經濟等多方面的權力，在經濟社會生活中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處於不受控制的地位。但同時也要看到，中國轉型時期精英聯盟的寡頭化，與俄羅斯社會中的寡頭統治相比，有著明顯的不同。中國寡頭化精英並沒有俄羅斯寡頭那樣巨大的財產，寡頭發揮作用的制度化空間也沒有俄羅斯那樣大。其實，中國精英寡頭的問題之所以凸現出來，與其說是由於其自身的強大，不如說是由於其他群體社會與政治權利的被剝奪以及由此造成的無力狀態，以及其權力的靠山。

    就現實的情況而言，精英聯盟寡頭化的結果之一，是侵佔了其他階層的發展空間。這當中有兩個跡象是值得警惕的。一是中小企業和個體戶生存環境惡化。國家工商總局前幾年發佈的一組資料表明，1999年我國實有個體工商戶3160萬戶，到2004年這一數字下降為2350萬戶，6年間淨減少810萬戶，平均每年減少135萬戶。另外一項研究表明，1994到2004年十年間，全國有770萬家個體戶消失。相反，壟斷行業佔有了全民資源，卻只向國家交納所得稅，剩下的利潤全都留給企業。二是中產階層在最近幾年中開始成為掠奪對象。在房地產熱中，開始出現中產階層成為掠奪對象的新現象。拆遷中的受損害者不僅包括城市的下層，也包括了一部分中產階層。某大都市一個專案的拆遷過程被人們稱之為“一個中產階級社區”的噩夢。他們所居住的社區，在沒有履行合法程式的情況下，被強行拆毀。而從該社區250戶居民的職業構成看，大多數從事的都是公認的“受尊敬”的職業，有高等法院法官、局處級幹部、軍官、警官、醫生、教師、作家、民營企業家、外資企業高級職員等。但即便如此，也沒有避免被強行拆遷的命運。而房價的上漲，也構成對中產階層的直接影響。在許多大城市，不但普通市民，就是收入不菲的白領階層，面對不斷攀升的房價，也苦不堪言。對於剛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白領來說，存錢的速度往往趕不上首付上漲的速度。對於相當一些白領階層成員來說，即使努力買了房子，經濟負擔的沉重也是可以想見的。有專家指出，隨著中國個人消費信貸（特別是住房信貸）規模的急劇擴大，一些大城市的居民已經悄然成為高負債一族。其中，上海和北京的家庭債務最高，分別達155%和122%，已經超過2003年美國的平均家庭債務比例115%。結果，就是生活品質的明顯下降。    

贏者通吃

    稀缺的社會資源，從類型上說可以大體分為三類，一類是物質性的財富，即經濟資源，一是政治上的權力，三是社會威望或社會聲譽。在任何社會中，這三類資源都是稀缺的，但在不同社會中，分配這些資源的原則是不同的。一種方法是彌散型分配，即分配不同種類資源時實行的是不同的原則。在這樣的社會中，擁有某種資源較多的人或群體不一定也擁有較多其他的資源。而在另外一種社會中，則可能實行一體化的原則。也就是說，各種不同的資源往往是集中同一部分人的手中。按照這兩種不同原則進行資源分配所產生的結果和社會影響是完全不同的。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社會資源的分配主要是一種彌散型分配。原來處於弱勢地位的群體，比如農民、城市中沒有固定職業者、兩勞人員，其經濟地位首先獲得了改善。其中，中國社會中最早的“先富者”或當時的“萬元戶”，往往是從這些群體中產生的。但這些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聲譽，卻往往不能與他們擁有的財富成正比。社會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一方面嫉妒他們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視的眼光看待他們。而幹部和國有企業的工人，在收入上往往低於這些“先富者”，但他們不僅享受著“先富者”不能享受的種種福利，而且他們的地位和職業在當時看來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他們的社會地位仍然是高於“個體戶”的。另外的一個群體則是知識份子。改革伊始，就宣導尊重知識，尊重知識份子。在政治上，過去的“臭老九”成了“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社會和文化上，他們開始收到社會的尊敬，以至於當時社會中有“老九上了天”的說法。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知識份子的經濟狀況卻得不到改善。在這樣一種資源配置的格局中，幾乎每個群體都有自己可以自豪的，也都有自己感到失落的。

    但在90年代，情況發生了變化。如果說在90年代個體戶這個階層仍然存在的話，作為富人代稱的含義已經不存在了。他們當中儘管個別的人可能發展成具有一定規模的私營企業主，但大部分人回歸到了較低的社會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階層迅速崛起的時候，個體戶階層已經逐步失去了在短時間內可以令他們頗為自豪的經濟優勢地位。而城市中的工人，在改革的過程中不僅逐步失去了種種過去令人豔羨的福利待遇，而且其中有幾千萬人失去了過去以為不可能失去的“鐵飯碗”。即使是沒有失去飯碗的，不僅也面臨失去飯碗的壓力，而且原來能夠令他們自豪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也一去不復返了。在80年代初期收入迅速改善的農民，實際上在80年代中期開始就過了短暫的黃金時代。上述階層在今天能夠令自己自豪的資本已經很少。但在另一方面，一個以擁有總體性資本為特徵的階層，迅速地吸收社會中的種種資源。值得警惕的是，贏者通吃開始擴散到社會生活許多方面。在前幾年，伴隨豪宅熱，一些地方的自然資源開始被瓜分和蠶食。在廬山蓮花洞這個聞名全國的國家森林公園，這個歷史上儒、釋、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園內居然興建起大約50幢豪華別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員和富商。在北京的香山，有開發商說“要把這裏變成京城的第二個富人聚居區。”在上海，市郊一處山林名勝周圍就被圈走１０００多畝地，建造了１００多棟超豪華別墅，一棟別墅的最低售價為１８００萬元，其中最大的一處竟占地２０畝，標價１億多元。此外，泰山、嶗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為開發商獵取的目標。當然，這只是表面性的特徵。在這些表面性特徵的背後，是贏者通吃的現象已經開始全面形成。 （原題為《社會結構定型與精英寡頭統治的初步凸現》）（作者係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