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的時候，我曾經提出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四個可能趨勢，即結構定型、精英聯盟、寡頭統治和贏者通吃。從今天來看，這四個趨勢有的要更為明顯，有的若隱若現，但這四個趨勢對中國未來走向會有根本性的影響。如果我們將中國轉型社會中的精英問題放到這樣一個基本的背景中去認識，也許可以把握得更為準確一些。

結構定型

    社會結構的定型化不是一種反常的現象而是一種正常的、常規的現象。除非在大的社會變革時期，社會結構的常態是定型的，而不是變動不居的。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其社會結構也大體處於定型的狀態。只不過在這些國家定型的結構是與較為順暢的社會流動機制並存的。就目前開始逐步定型下來的中國社會結構而言，這樣的幾個跡象是需要給予足夠注意的。

第一，階層之間的邊界開始形成。最顯而易見的是不同居住區域的分離。如果說由居住分區形成的階層邊界是可見的，那麼，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階層邊界則是無形的。但這種無形的邊界，不僅可以作為階層邊界的象徵，而且，如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林迪厄所說，還是階層結構再生產的機制。

第二，內部認同的形成。階層內部認同的形成是與階層之間的邊界聯繫在一起的。因為人們正是從這種邊界中萌發“我們”與“他們”的概念和意識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會科學院曾經對上海市民的階層意識進行過調查，得出的結論還是“有階層化差別但無階層化意識”。而在1996年的武漢進行的調查則表明，絕大多數市民具有階層認知，其中3/4的人認為自己是處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當中。

第三，階層之間的流動開始減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階層之間的流動是相當頻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後期，情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的表現之一是社會中門檻的加高。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時候，只要很小的資本就可以進入一個經營領域。現在的一些大房地產開發商，有的當初就是借幾萬元錢就進入房地產領域的，而在今天，已經完全沒有這種可能。

第四，社會階層的再生產。也就是說，過去人們常說的農之子恒為農商之子恒為商的現象開始出現了。十幾年前，我們社會中有了“第二代富人”的說法，近幾年中又有了“第二代窮人”的說法，這說明社會地位的繼承和世襲的現象開始出現。

    從上述幾個方面判斷，可以確認社會結構的定型化過程已經開始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呈現。

    隨著社會結構的定型，一種影響、左右社會發展進程的機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在開始形成。我們在現實的生活中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當一種改革措施或一項政策出臺前後，社會上特別是知識界往往出現很大的爭論，其中的一些爭論會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比如改革與保守，左與右等，但在這項措施或政策實施之後，人們會發現，無論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麼，在利益結果上幾乎都沒有太大的差別，該對誰有利還是對誰有利，該對誰不利還是對誰不利。即使是那些在價值或意識形態上會有很大差別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後的利益結果也還是差不多。在這種現象的背後的，實際上是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在開始形成。由於這樣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進社會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實踐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會效果。在極端的情況下，就是將改革的措施轉化為一種腐敗的手段。在最近幾年間對改革的反思和有關爭論，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發生的。    

精英聯盟

    相對穩定的精英群體的形成，是社會結構定型化的組成部分之一。新時期精英的形成是伴隨改革開放和由此導致的社會轉型而來，而在社會結構定型化的過程中，精英中不同部分所結成的聯盟關係是一個更值得關注的現象。分析一下歷史就可以看出，在80年代，當體制外精英剛剛開始出現的時候，曾經使得體制內精英感到極不適應。懷疑和恐懼構成了雙方關係的基本內容。當時一些重大事件的發生，事實上與這種懷疑和恐懼是有直接關係的。懷疑和恐懼減少了對話和溝通的可能。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雙方關係已經在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並在此基礎上形成複雜的聯盟與衝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體制內精英和體制外精英的關係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在這個過程中，如下的幾個因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第一，80年代末開始形成的“穩定話語”，形成了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聯盟的基礎。80年代末的事件使雙方共同認識到，“不穩定”既不利於統治和權力，也不利於商業活動。因此，保持穩定是雙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採取壓制私營、民營和鄉鎮企業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驅動下，一些中層政府官員立場鮮明地站在了後者一邊，於是有“幾不變”政策的出臺。由此，在地方和基層的層面上，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關係。此後，在“下海”過程中，一些官員或有極強官方背景的人變為商人，促進了體制內與體制外的親和性。第三，新保守主義的形成，則標誌著一部分知識份子對這個聯盟的加入。實際上，後來由於政府的政策取向等原因，自由主義（主要是經濟學中的自由主義）以更大的規模加入了這個聯盟。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幾年中，在精英聯盟不斷發育的同時，精英和大眾之間的裂痕也在進一步的加深。典型的是對一些改革措施的爭論。很難說爭論雙方誰對誰錯，因為這是不同的利益。在最近的幾年中，在國企改革、醫療教育改革、房地產熱以及其他一些有關改革和社會政策的看法和主張上，精英和民眾之間的分歧甚至裂痕已經大大地加深。在網路上，人們可以看到對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來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變得越來越專橫和霸道。當房地產商說，我們是給富人蓋房子而不是給窮人蓋房子的時候；當北京的計程車公司所有者說，換什麼樣的車型是我們公司的事情與消費者無關的時候；當有知識精英說普通老百姓反對我的觀點恰好說明我正確的時候，我們既可以體會到精英的霸道與專橫，也可以體會到精英與大眾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會導致“上層階級化、下層碎片化”的結構形成。而在結構的層面上，則會顯現出“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的特徵。應當說，這是值得警惕的趨勢。（作者係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