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9年12月26日   地點：北京財政部禮堂

我們常說，現在我們開放多了，但這是科學的原因，不是政府本身的原因，不是由於它執政理念發生了變化。面對這種情況，有些地方政府說你批評我吧，有些當官的說你們批評我吧，你真的敢批評他嗎？你說些不疼不癢的事情，他做做秀可以；真正批評他，你馬上下崗，你馬上被跨省追捕！所以我想來想去，一個和諧的社會它應該要有（1）明確的產權，（2）有權威的司法結構，（3）真正的代議制度，（4）要有開放的媒體。由於我們今天都很難做到這些，我特別感覺到法律的重要。（放PPT）這是我18號在蘇州做演講的時候拍的，街上出現的一副“打倒無法政府”的標語符號。什麼原因？拆遷。這個無法政府很有意思，沒有法律的政府。老百姓現在不說腐敗政府，說它是無法政府。在我心目中，法律可能還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底線。所以我反復講，我們的司法能不能成為這個社會的底線呢？我認為我們的司法應該成為我們的底線，但是我們做不到！   

我們的司法現在存在著很多問題，一個很核心的問題是，司法地方化的特點越來越明顯，司法由利益集團控制越來越明確。政黨兼理司法，這是你們的魏汝久律師他的觀點。“書記管著帽子，市長管著票子，政法委管著案子”，這是你們法律界一個非常有名的人的話，跟中央領導講課的一個人的話。他講完課不久，中國政法大學請我去給學生做演講，講土地問題，講完之後本來要走了，學生提了一個想法，說于老師你能不能對我們政法大學生提一點建議。我說我又不是名人，又不是國家領導，我提什麼希望和建議呢？學生說你提一提吧，我說既然讓我提，我認為【1】在中國這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家，【2】在中國這個政府已經失去了部分合法性的國家，【3】在中國政黨的意識形態已經趨於瓦解的國家，我們法律人士要守住法律這個社會的底線，守住了社會的底線，就守住了社會的未來，守住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未來，守住了我們子孫後代的未來！（掌聲）我一講完這個之後，本來背著包要走了的那個人——他現在是政法大學的大領導，他很高興，把話筒搶過去說了這麼一句話。他說剛才于老師說要我們法大的人守住底線，這句話是沒錯的，但我們守得住嗎？我們守不住啊（笑）！他說，前兩天，我們政法大學要開校慶，湖南省高院的副院長到學校來。說某某老師，現在是書記管著帽子，哪個人當法院院長，哪個人當檢察長還是聽黨委的；市長管著票子，你的經費在市裏面啊，你要蓋樓，市長說不同意你拿不到這筆錢啊；政法委管著案子，我們沒辦法，我們有良心沒辦法啊！那個人講完之後，我心想也算了，背著包要走了。那個政法大學的學生又站起來，說于老師你評價一下剛剛某某院長這句話？我說這不能評價，人家請我來做演講，還給了錢，我怎麼好評價呢？（笑）學生說不行，你還是要評價一下。我說真的讓我評價，我就做個評價，我說我沒有想到，這種所謂的知名法學家他有什麼資格站到我們政法大學講臺上！什麼叫“書記管著帽子，市長管著票子，政法委管著案子”？我們如果沒有辦法，我們所有的法律人士，我們都敢提著烏紗帽來對抗的時候，不是有辦法了嘛。麻煩了，我講完之後背著包就跑，因為不好意思。第二天網上有個帖子，叫于建嶸怒斥某某某，說我罵了他一通。這個人幾年都不理我，我們平時一起開會，他裝作不認識我。但是現在關係好了，前不久有個土地案子，他又請我去開會。他就問我，于建嶸你給我講心裏話，我當時講錯了嗎？你這個傢伙比較壞，你要我的學生都去提烏紗帽，他們都下崗了怎麼辦？我說你沒有講錯，中國的現實的確是書記、市長和政法委管著，但是你怎麼能在我們的學生面前讓他們失去信仰呢！中國需要一大批信仰法律維護法律的人士，只有我們都堅守了法律這個信仰，我們這個國家才有未來（熱烈的掌聲）！你作為一個老師，你怎麼敢和你的學生說這句話呢？（熱烈的掌聲）

中國要改革，怎麼改？包括中國政權怎麼改？我最近也提出一個想法，大改改不了，中央我們先不動，中央政法委不動它，最高人民法院不動它，我們能不能從基層做起？因為直接關係民眾的利益主要是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從這兩個開始行不行？我們不叫司法獨立，叫司法制衡好不好？我們不說制衡共產黨，我一說制衡你你共產黨肯定不高興，我們叫司法制衡地方政府好不好？我們擁護你共產黨的領導，但我們用垂直的司法來制衡地方政府，因為地方它直接面對民眾的利益。所以我最近開了幾次論壇，專門請了中央黨校的很多人來討論能不能這樣做？但人家不理我啊，寫了報告上去人家不理我，說這個還是不行。但是我想中國的問題的確也在於此。所以我反復地講，中國現在面對這麼多問題到底怎麼辦？想來想去還是靠法律。我們脫離一切意識形態，不要再回想當年毛澤東時代怎麼樣，也不要說鄧小平時代怎麼樣，我們就去守住我們的憲法。中國社會現在沒有東西可守了，我們在一節一節的敗退，我們的最後底線能不能守住？中國社會是不是會發生動盪？將來會發生多大的問題？就看我們最後的底線能不能守住。   

曾有人憂心如焚地問我，根據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制度改革有沒有可能？中國還有沒有希望向好的方向轉變？我的回答是有希望，這希望就在於面對社會壓力時的理性選擇！當矛盾加深，社會壓力越來越大，大家都感到無路可走的時候，各種社會力量就要開始尋找底線了。假如不這麼做，大的社會動盪就會發生，會徹底破壞社會秩序。面對這種情況，有兩種最為基本的選擇。其一，對這種災難性後果的擔心，會促使各個利益群體走向理性的妥協，去理智地尋找大家都能接受的底線。其二，也有可能因沒有這種妥協而發生根本性的、革命性的動盪——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絕大多數人還是希望社會的衝突能獲得控制，也就是說，大多數人還是不希望中國發生較大規模的動盪。問題是，中國社會各階層，特別是存在利益衝突和政治衝突的階層如何才能實現有利於社會結構穩定的某些妥協？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成員特別是衝突的各方能否尋找到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底線！那麼，什麼是中國當前社會穩定的底線呢？在我看來，如何促成憲法的真正落實，讓憲法成為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石應成為全社會的公識！    

魏汝久：各位同仁，我是北京市律師協會憲法專業委員會的魏汝久律師。在這個寒冷的週末，大家來聽這個講座，我向大家表示敬意！因為參加這樣的講座，是不會給各位的律師工作帶來直接的好處的。如果一位律師參與代理群體性或者敏感性的案件，這位律師反而有可能要倒楣。比如我就曾經因為辦理了這樣的案子，被一家著名的律師事務所開除了。這個律師所隨後出臺了一個規定：如果誰敢再辦這樣的案子，就解除聘用。我把這個書面規定拍成了照片，準備將來放到“中國律師博物館”。所以，我對於那些沒有來聽講的律師表示理解！也正因為如此，我對大家關心我們的憲政建設、關心基本人權保障這樣的題目，表示誠摯的敬意！如果我們不正視真實的社會現實，不去捍衛憲政和法治建設的底線，那我們就會被人家稱為只知道“撈錢”、“混跡”于律師界多少年等等的“訟棍”！我們就不知道我們這一職業的未來在哪里；就不知道我們的希望在哪里。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來關心我們國家的憲政建設和基本人權的保障，都來關心我們憲法委員會的工作，都來參與到我們憲政建設和人權保障的事業中來！下面我們就和于老師互動一下，大家可以自由地提問任何問題。首先由我對於老師的這個講座提出三點批評，我認為于老師有三個“嚴重的錯誤”。

于老師犯了一個法律錯誤。于老師說他幾乎是被“雙規”了一個星期，這個說法是錯誤的。“雙規”是中國共產黨依據其《黨章》對它的黨員進行限制人身自由的黨紀措施。我國法律明確規定，限制人身自由必須由全國人大通過的基本法律來規定，但《黨章》這一黨的檔卻淩駕於法律之上，規定党可以限制黨員的人身自由。我們知道于老師不是黨員啊，你想被“雙規”的資格都沒有，你怎麼被雙規了呢？這是一個法律錯誤。

第二個錯誤是觀點錯誤。于老師說要維護憲法的權威，要實現憲法司法化，這是錯的。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長公開說“憲法至上”、“黨的利益至上”和“人民利益至上”。但是最高法院卻發了一個內部通知，關於“憲法司法化”的問題，規定法官辦案不能適用憲法；也不允許法官參與憲法司法化的研討會；也不允許法官發表關於憲法司法化的文章。“憲法司法化”成了一個口號而已。大家看這叫什麼“憲法至上”，這叫“牌坊至上”。

第三個是政治錯誤。至於是什麼錯誤我一時想不起來了。我們憲法專業委員會，堅定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認真學習司法部部長吳愛英關於“律師要講政治”的指示；要認真學習重慶市司法局關於律師要顧大局的講話。這個局長的前任不是東西，這任司法局長到底是不是好人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向于老師請教，請大家提出來。謝謝。

于建嶸：汝久說我剛才犯了一個法律錯誤，是他本身搞錯了，因為那個黨的規定不是法律，所以沒犯法律錯誤。是魏汝久律師剛才犯了一個法律錯誤，把一個不是法律的說成法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