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9年12月26日   地點：北京財政部禮堂

農民抗稅的時候，中央有明文規定，不允許動用警力去收稅費。農民土地問題，現在中央沒有明文規定說可以用警力，但是地方政府往往以所謂社會重點工程等為名大量使用武力，包括特警和武警。所以農民抗稅和反對征地時的暴力化程度是不一樣的，外力介入程度也不一樣。 

農民抗稅費時，很少有外力介入的；但是農民土地問題大量的外力介入，主要包括律師和黑社會兩種勢力。大批律師介入，我分析了兩個原因。第一，這些年來，社會的公民教育、維權意識、公共知識份子、公共律師大量產生，他們介入到了農民土地問題。第二，農民抗稅費時，你去代理官司收入很少；而農民土地問題，可能會獲得很大的經濟利益。我不認為經濟利益是錯誤的，但現實是很多律師介入農民土地問題，是由於農民土地問題可能產生比較大的律師費用。

另一方面，黑社會介入中國農民土地問題也很嚴重。今天中國百分之八九十的土地案件都有黑社會的背景。黑社會勢力現在什麼事都敢幹，甚至真的開槍打農民。最嚴重的如2005年6月定州事件。定州市委書記動用黑社會搶農民的土地，現在判刑了。我曾經去訪問他，我說你做一個共產黨的市委書記不容易，你可能要請客送禮、開後門，不知道想了多少辦法才做一個市委書記，你怎麼會動用黑社會去搶農民的土地呢？這個市委書記這麼回答我：他說我很冤，我並沒有組織黑社會，沒要黑社會去，只是這個公司說你政府不能解決，我試著辦行不行？我當時答了他一句話，“你去做吧”。我怎麼也沒有想到他真的會用黑社會真槍實彈去打農民。這個市委書記就說了這麼一句話，你去做吧。我發現這句話真是說不得，說了麻煩就大了。

2008年3月澳大利亞駐華大使芮捷銳先生向外交部、社科院提出來要訪問我。我們社科院很緊張，因為一般情況，一個國家的大使不會來訪問人。單位做了一個預案，和你們律師一樣的開會，組織一幫人猜猜他可能問的問題、我應該怎麼回答。最後他來了，我們所有想到的問題都沒有問。他問了三個問題，其中一個是說2007年在你們中國有三個地方的農民宣告土地私有，假如有一天，中國的農民都宣告土地私有了怎麼辦？我當時一聽頭就大了，因為我們的預案?面沒有這一條。（笑）我回答他，根據我們的調查，中國90%以上的農民還沒有這個觀念。我沒有告訴他一個內幕，這其中一件是我們一個非律師的法律工作者策劃的，這個人很多人都認識，其實他策劃這個案子的時候，就把材料給我看了。但是不管怎麼樣，有三個地方農民宣誓，就說明其他農民有一天可能也會走到這個地步。

農村問題的最新發展，一個是對地下資源的掠奪在增多。大家可能知道2009年12月12號又打死了四個農民，也是真槍實彈地打，就是為了搶奪地下資源。第二個是林權糾紛在增加，我們分析五年之內可能都會增加。這是什麼原因呢？就是林地改革帶來的利益調整。第三，農村的環境問題也在增加，並且從東部向中西部轉移，從工業性的污染發展到資源性的污染，也就是因採礦等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和水力發電等帶來的環境破壞問題。

上面講了農民問題，現在講工人問題。對這個問題我也寫過一本書，叫做《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寫的是安源煤礦當年毛澤東搞工人階級運動的地方。共產黨真正搞工人運動的地方就是安源煤礦，在這兒成立了共產黨的第一個工人組織，建立了共產黨的第一個工人支部。中國共青團、少先隊都與安源密切相關，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都到過安源。這兒我調查了四年寫了一本書，就是安源工人他們在幹什麼。調查發現，工人問題和農民問題比較而言更加複雜。它因國有單位改制，拖欠工資等等原因比較分散，不像農民60%以上都是土地問題。工人的抗爭方式也是上訪、靜坐、罷工、遊行示威、堵塞交通。最新的兩個很重要的抗爭方式：散步和旅遊。（放PPT）你們看一看，這是2009年4月3號保定市的工人到北京來散步。保定市到北京市137公里，我知道消息趕過去的時候，他們已經快走到徐水縣的收費站了。當時北京很緊張，石家莊很緊張，保定市很緊張，派了大批的人和工人談判，說你們不能這麼到北京去。工人回答說我們到北京旅遊錯了嗎？沒有錯，哪條法律說我們不能到北京旅遊。勸的人又說你們不能這麼多人到北京旅遊。工人馬上回答他們，哪一條法律說這麼多人不能到北京旅遊啊。再說你們不能這麼走到北京旅遊。工人說我沒有錢怎麼不能到北京走去呢。形勢非常緊張，最後保定市沒有辦法，當場向工人表態，說你們的問題我們都解決。工人說我們現在沒有問題了，我們只是旅遊的問題，你看我們沒有拿上訪材料，沒有打標語口號，我們沒有問題，我們不上訪，不告狀，我們旅遊。最後當場表態把他們的公司董事長抓了，這些工人才回去。散步大家可能知道最早是廈門，實際更早的就是安源煤礦。我對安源煤礦產生興趣就因為此。有些老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沒有人理他們，到法院起訴不立案，打報告給公安局說我們要遊行示威，公安局不理。最後這批人到北京來上訪，因為超過了五個人，抓了一批人。最後沒辦法，他們約定在一天兩萬工人同時走進了安源所在的萍鄉市，萍鄉是一個地級市，兩萬人在馬路上散步是什麼概念？對於這種合法與非法與否很難界定的行為，我們最近也在進行研究。

更嚴重的是，工人問題暴力化趨勢在增加。2009年7月24日通化鋼鐵發生了罷工，把總經理打死了。之後不少地方的老國企打出了標語口號，其中一個叫做“通化老大哥在行動，我們怎麼辦？”嚇得很多國有單位改制工廠的老闆不敢上班。為什麼？怕被打死。這個事情之後我連寫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我講《勞資和諧需要制度建設》。全國總工會9月份在上海浦東幹部學院召開了一個重要的培訓班，把全國各個省市的總工會主席、研究室主任叫到浦東去學習。我去講課，工會的人都提出來，為什麼現在工人不聽我們的話了？我說憑什麼聽你們的話，你們不代表他的利益，他怎麼能聽你的話。現在鬧事了，你們才想到為什麼工人不聽你的話了。我們判斷，工人暴力化趨勢在一個階段可能會明顯，原來已經好像解決了的問題又會重新出現。安源煤礦早幾年鬧了，已經停下來了，現在又開始了。安源工人現在又是散步，又是旅遊，各種活動又開始了，原來的歷史問題重新掀起。

計程車罷運的情況也比較嚴重，最典型的發生在2008年的11月的重慶。重慶的市委書記當時做了兩件事情，一件他見了這一批人，一件他表態說你們的份子錢減下來，你們可以建立你們的工會。他一表完態之後，全國一片叫好。但是還有兩個問題。第一全國其他地方怎麼辦？國家對這個問題到底怎麼表態？2008年11月10號三亞市也發生了計程車罷運，當地市委書記叫江澤林，是我們社科院農村所畢業的博士。他很緊張，不知道該不該見，但他沒有辦法，必須見。重慶的市委書記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你只不過是海南省的省委委員，你能比過他嗎，他都見了你不見。後來江澤林不得不去見這些人，也不得不表態。但是中國計程車行業能真正代表司機的工會能不能建立？當時我們很少幾個人在北大法學院開了一個會，我就提出來，根據我對中國共產黨的瞭解，對中國現在高層人士他們執政理念的分析，我認為不會，他們最怕的就是這個事情。第二重慶的計程車行業能否就此健康發展下去？現在情況有些變化，所有的領導不再見這些人了。而被判刑二十年的黑老大黎強，被指控的罪狀就涉及到組織重慶“11．3計程車罷運”。

2008年以來教師停課的情況也比較嚴重。教師很聰明，沒有一個教師說我們罷課的，他們只叫停課。為什麼發生？主要的原因在於有關法律規定教師的工資不能低於同地區的、同類型的公務員的工資，這一點做不到。最新情況是由績效工資不公平引起的。

對於工人問題，我們做一個簡單的歸納。國有單位改制，勞資衝突將是工人問題的關鍵。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資衝突應該是工人將來發生的主要問題。

對於市民的問題，我沒有做專門的研究。我有一個讀博時的師妹，現在是黨校老師，她的博士論文就專門寫市民維權的。今年人民大學國際政治專業畢業的四個博士答辯，我去了，有三個博士寫的都是市民維權。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市民維權了，根據他們的研究，房屋拆遷問題是市民維權的一個關鍵問題。因房屋拆遷發生的糾紛最嚴重的是甘肅隴南，去年11月17號把市委砸了。我們分析市民的維權活動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會增加，大家要密切關心。最新的事例是昆明螺絲灣拆遷引發的較大群體性事件。我前不久專門到了昆明，想去瞭解螺絲灣發生了什麼。

對於工人、農民、市民的維權行為，我前面講了不同的情況，現在對其特點做一個簡單的歸納。第一，我認為市民維權就是為了利益。不論工人、農民或市民，維權活動最大的特點是：維權是利益之爭，不是權力之爭。簡單說要錢不要命。他只是要錢，不要你的權力，不是要你的官位；要錢也不是要命的要法，不搞革命，只是爭錢。還沒有人走向街頭說共產黨必須交出政權，地方官員必須交出政權。沒有人提出來像文革一樣造反奪權，哪怕把你的政府砸了，也是爭利，而不是要你的權力。不是說把你政府砸了，我們再建立一個新政府，沒有人做這個事情。利益之爭是現在工人、農民、市民維權活動的主要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