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9年12月26日   地點：北京財政部禮堂

接著馬上又發生了一起新的事件，2005年6月26日在安徽的池州。有個老闆開著部車，掛的是江蘇的牌照，在一個路口撞了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叫劉亮。老闆車子停下來了，司機很緊張，但是發現劉亮站起來了，開車的心態你們知道，先是很緊張，一看到站起來之後聲音嗓門就大了。就罵這個孩子，說你走路怎麼走的，剛才我不踩刹車，不把你撞死了嘛。劉亮是高中生，人很高大，但嚇哭了，說你撞了我，你還怎麼樣，就撲到車子上。兩個人就撕扯起來了，劉亮就把反光鏡那個地方扳了一下，可能扳過來了，車裏面幾個人就圍過來把他攔開。這時候來了兩個踩三輪車的人，圍過來說你撞了人，不送醫院不搶救，你還怎麼樣啊，怎麼還打人啊！司機說了這樣一句話，說不是沒有撞著人嘛，不是好好的嘛。這個老百姓說那怎麼知道好的呢，不送醫院，不照一個片子，怎麼知道好的呢。現在好，等一下不好怎麼辦呢！這時車裏一個乘客講了這麼一句話，說不是沒撞死人嘛，就是撞死了人，在你們安徽也就是賠三十萬嘛，有什麼了不得的。麻煩了，老百姓越來越多，外面的問裏面的人發生什麼了。不得了，江蘇的老闆開著車撞死了我們一個孩子，還在屍體上踩了兩腳。（笑）還說安徽人算什麼，不就是死一個人三十萬嘛。這個消息迅速地傳遍了池州，老百姓說安徽人民算什麼，胡錦濤還是安徽的。（笑）那怎麼辦呢？砸他們的車子，把和他有關係的一個超市全部搶了，到了派出所砸派出所。

憑著這兩個案件的調查，我當時心中產生了一種疑惑。我在想中國社會是不是發生了某種變化。一聽你是當官的、公務員，一聽你是有錢人，就心中充滿了怒火。參與者與這個事情沒一點關係，他們根本不認識劉亮，也根本不認識開車的這個人，更不認識那個開超市的老闆。他們心中就是知道有錢的人壓死了我們的人，欺負了我們沒錢的人。調查完之後，我開始在想，這種事情和維權活動已經有了根本性的區別，能不能用一個新的定義界定？我想來想去就想到怨恨、憤怒。所以後來我稱之為洩憤事件。

洩憤事件的第三個特點，是沒有權威資訊。自從有了互聯網，有了手機短信，現時代的中國已經沒有了權威資訊。（放PPT）這是2006年8月在浙江里安市。里安是溫州下面一個不大的城市，但是很富，這個人跳樓了，她是什麼人呢？是一個學英語的大學生，嫁給了里安的一個做模具的老闆的孩子。灰姑娘嫁給了白馬王子，她應該幸福地生活著，但是她跳樓了。她一跳樓老公就報案了，公安局一看說這個不就是自殺嘛，她家屬不同意，特別是她學生不幹了。學生把這幅圖片貼到了網上，在網上問了全國人民，浙江人民、溫州人民、里安人民一個簡單的問題，這麼一個漂亮的女人會自殺嗎？（笑）全國的線民馬上回答不會。（笑）她怎麼能自殺呢，你看她那麼漂亮，那麼充滿陽光，眼神都在嚮往著美好的生活，她怎麼會自殺呢！所以有很多網路上的人在分析，她應該是他殺，那麼怎麼殺的？應該這麼殺的，殺了之後這麼丟下去的。她的學生一看分析，全國人民都說不是自殺，那我們怎麼辦？我們要為老師主持公道。怎麼主持？（放PPT）你看上街砸他們家工廠，沖政府。

所以我說，現代科技已經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形態。很簡單，你戴一個很好的手錶，大家手機都有拍照的功能，給你拍個照片上網了，說這個人是國家公務員，是個某某領導，憑他工資怎麼能戴一個幾十萬的手錶呢？網上開始搜，一搜你祖宗十八代都搜出來了，你老婆在幹什麼，你兒子在幹什麼，最後得出結論——貪官。這個結論可麻煩了，原來沒有網路的時候你憑塊表告貪官，市委書記看了可能說聲無稽之談。現在老百姓只要在網路上形成一個觀點，說你是貪官，你的麻煩就來了。不要以為你的市委書記不查你，老百姓就會放過你了。不會的。老百姓開始說，這個人是貪官，為什麼他們市委書記不查他，開始把市委書記又要搜，這個市委書記是幹什麼的，一搜兩搜，發現這兩個傢伙原來在一起做過事。這個市委書記一看不能搜我呀，還是搜他吧，查他。（笑）所以市委馬上就決定立案調查，老百姓好不查我啊。一查果然不錯，貪官。現在人不經查啊。（笑，掌聲）有網路之後，你要害人也很容易，我們開會的時候，你買一包很好的煙給他，兩百塊錢一包，他進來開會坐到這裏，把煙送過去，再拍個照片，又上網了。你一個國家公務員你怎麼能抽這麼好的煙呢？一查同樣的故事又發生了，貪官。前不久一個檢察長開部好車，網上一查麻煩了，又有貪官之嫌。所以有了網路，它馬上會把一個“細枝末節”變成一個公共事件。 

有時候我們的確需要利用網路這個力量，可以先把一些腐敗現象先變成公共事件，再變成一個法律事件。我經常在思考，現代社會的科技已經改變了很多政治生態。今天來了一個上訪的農民叫張居正，有一次我在政法大學做演講，他帶了一個包去，拿出了一個像一個錄音筆的東西，我問他是什麼？我以為是錄音筆，這個東西我們多的很，這不是，還有針孔攝像機！我一看很驚訝，我說你這個傢伙是不是搞特工的（笑），他說什麼搞特工，我買的，我到中關村200多塊錢買的。我不相信，他告訴我真的是買的，我給他錢，說這個賣給我了，他隔兩天又幫我送一個過來，還告訴我還有鈕扣那麼大的東西，多少錢？兩百多塊錢。我當時很驚訝，到了中關村去，果然不錯，到處這個產品，什麼手錶、鈕扣什麼都有。所以我現在和人家談話，首先看他帶筆了沒有，（笑）這個鈕扣對不對，為什麼？沒辦法。原來這個都是高科技，尖端特工才有的，現在老百姓都可以使用，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被用上了。

我曾經講過自從有了影印機，就改變了中國農民與政府的關係。你們可能知道，找你打官司的農民，口袋裏複印了很多中央文件。你們不要小看影印機，假如沒有它，農民跟政府的關係就不一樣。我就遇到過這樣的事情，我當時在湖南調查，那些湖南農民走到政府那裏去，會把檔拍到桌子上說，你反對中央，我們才是中央的政策執行人。那個政府很驚訝，說我們什麼時候反對中央？農民說你看看中央文件說收稅不能按人頭收，你怎麼按人頭收呢。那個政府官員一看真的有，很緊張，麻煩了，你什麼時候拿到這個檔了，我怎麼沒看見？他可能打麻將去了（笑），而老百姓他打官司，他天天琢磨這個事情，很多老百姓複印的檔有時候比我們律師還多。假如沒有影印機，農民敢不敢說這句話？不敢。你把檔放到某某領導桌子上，那個領導把桌子一拍，偽造中央文件。你不管抄得多好，總會抄錯一個字吧。

我在湖南遇到這麼一個農民，我書裏寫他是農民宣傳家。他是一個什麼農民呢？這個農民我沒見他之前，我想像他是能說會道，相貌堂堂的。我見了他之後，發現他是一個老實的不能再老實的農民。他做了一件什麼事情？當時收稅費的時候，他在廣東打工，不在家，地方政府官員把他的棺材抬走了。他回來聽說棺材抬走之後，工也不打了，買了一個擴音器，買了一個答錄機，把中央減輕農民負擔的檔叫人讀了錄下來。從此以後，他就是每天挑著擔子到你政府門口去放，你到什麼地方收稅，他什麼地方放高音喇叭，中共中央減輕農民負擔檔，搞的那個地方官員特別恨他，但是又沒辦法對付他，因為他宣傳中央政策啊（笑）！我曾經去問過這個農民，你為什麼要用答錄機錄下來？他說第一我年紀大了看不清，我說話不流利，每次讀我很麻煩；第二最關鍵的問題，我請老師錄下來，錄下來之後，我告訴地方政府，我這個檔錄音帶很多很多，我放在很多地方，你們不要想對付我，因為我沒有講錯一句話，都是這個中央政策那個檔。就算將來有一天他要抓我坐牢的時候我也不怕，我有證據啊，我沒有亂說話啊，我一句話都沒有說，都是中央說的。（笑）不要小看這個東西，我寫書的時候對他做了很多訪談，深刻地認識到農民的智慧和農民利用國家法律對付不法政府的勇氣。假如沒有影印機，他敢說嗎？沒有這個答錄機，沒有這個錄音帶，他敢去宣傳嗎？他不敢。因為地方政府完全可以說你偽造中央文件，你搞反動宣傳。所以我們律師這方面有的還不如農民呢。我一再建議大家，要多利用現代科技，不一定需要我拿出來作證據，但我起碼要保護我自己，我當天講了什麼，我有錄音錄影。

第四個特點，無規則底線。前面我講維權活動的時候，我反復講他們講規則。而洩憤事件沒有規則底線，打、砸、搶、燒的行為經常發生，而且一定會發生。假如沒有的話就不叫洩憤。今年一年也發生了幾次很大的洩憤事件，有海南東方事件，四川的南充事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