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9年12月26日   地點：北京財政部禮堂 

主持人：各位，近年來由於社會資源配置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平，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以及腐敗氾濫現象等等，導致社會矛盾激化，衝突加劇，仇官、仇富心理嚴重。因為環境污染、土地徵用、房屋拆遷、企業改制、違法行政、司法不公等侵犯公民基本權利，引起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諸如甕安事件、甘肅隴南事件等等，大規模的惡性事件也越來越多，已經影響到了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律師代理的涉及群體性法律事務也有很多。那麼當前我國群體性事件有些什麼特徵，律師如何辦理這些群體性事件的案件？辦理這些群體性事件案件過程中應當注意些什麼問題？如何進行自我保護，避免法律風險？今天我們十分榮幸地請到了于建嶸教授為我們做題為《社會衝突與律師建設性作用》的演講。大家歡迎！

于教授係法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很簡單。于教授的主要著作有《底層政治》、《中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和《中國勞動教養制度批評》等等，于教授多年來一直致力於社會問題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詣。他將以當前我國社會群體性事件的特徵與對策為核心，與大家今天一起分享他的成果和高見，相信于教授的演講一定能給大家很多啟發，引發深思，帶來耳目一新的感受和收穫。下面我們就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于老師為我們講課。    

于建嶸1：

大家上午好！我實際上是1987年的律師，做了八年，現在在社科院農村所工作，所以沒有再從事律師的業務。我今天講的題目叫《守住社會穩定的底線》，實際上原來想叫《讓憲法成為社會穩定的底線》。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呢？就是想對中國社會到底發生了什麼、還會發生什麼、我們可以做什麼這幾個問題進行一個簡單的梳理。

中國社會已進入矛盾衝突的多發期，中國將會走向何方？這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長期以來，關於中國社會有一個最基本的觀點，就是認為中國社會會發生很大的社會動盪。這個觀點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大家議論的就比較多。認為中國在2009年和2009年以後會發生動盪的包括伍凡先生，包括一些英國國外的主流媒體。年初的時候我曾經在《財經》雜誌發表一篇文章，在我看來，中國社會雖然會發生很多問題，但是總體上是穩定的，2009年應該不會發生社會動盪。也就是說，社會動盪的可能性存在，但是由於中國社會的剛性穩定結構，社會動盪離真正發生還有一定的距離。 （註1）

不過最近我訪問了中國一批退下來的部級幹部，其中一位曾是中央的一個核心智囊部門的核心人物。他有這麼一段講話，他說“你認為中國社會不會發生動盪，我認為一定會發生動盪，而且時間不會太久”。我還訪問了一些重要的在職領導幹部，他們也有這個結論，說中國的社會動盪是不可避免的。那麼真的會這樣嗎？我自己也感覺到越來越迷惑，所以魏大忠律師和魏汝久律師請我到這?和大家交流的時候，講實話我有點底氣不足。這個問題我在國內外講了一年，包括在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和中央黨校，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沒有底氣。為什麼？因為我訪問了這些人之後，他們的判斷在影響我的認識。我在想他們為什麼認為中國一定會發生動盪呢？到底應該怎麼辦？前兩天有一批律師到我家?，我們討論這個問題：假如一些主要的精英人物都認為中國會發生動盪，我們這些法律人士應怎麼辦？我們當時的結論是憲法是維持中國社會穩定的底線。所以我今天臨時把這個題目改成了《守住社會穩定的底線》，想和大家討論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為什麼要尋找社會穩定的底線，這個底線又是什麼？

實際上年初的時候，中央的有關領導人也曾經認為2009年的日子不好過。雖然今天是26號，再過四天這年就過去了，但是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目前的形勢越來越緊張，越來越嚴重。這種社會形勢最直接和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群體性事件。事實上，從1993年到2006年，群體性事件從8,709起到了90,000起，2007年、2008年包括今年都超過了90,000起。最關鍵的是特大群體性事件的增加。這些增加的確在動搖執政者對國家的判斷。表面上看我們有很好的樓建起來了，有很好的公路開通了，大家好像感覺到鶯歌燕舞，但實際上有這些事情在動搖執政者對中國前途的判斷。

我首先要和大家探討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這幾年我曾經對中國群體性事件做過簡單的分類，大約可以分為維權、洩憤和騷亂這三種類型，而維權活動又可以分為農民、工人和市民這三部分。 

我先重點分析一下維權活動中工人發生了什麼，農民發生了什麼，市民發生了什麼？把每一個部分的特點進行一個簡單概括。

當前中國農民的問題，我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這本書我調查的是湖南的農民，寫的是2004年以前的中國農村。我想回答一個問題：2004年以前中國農村發生了什麼？得出一個結論：中國農村2004年以前主要是抗稅鬥爭。（放PPT）這是我2002年在湖南農村調查時拍的照片，當時說堅決打擊抗糧、抗稅、抗合理上交的不法分子。抗糧，大家知道指不交公糧；抗稅，指不交國稅或者地稅；抗合理上交就是抗費，不交各種名目的稅外收費。後兩者我們簡稱為稅費問題。（放PPT）這是2002年我在江西農村拍的片子，它是政府在宣傳“皇糧國稅不可抗拒”。（放PPT）2002年12月22號，我在湖南農村調查的時候，拍了這副圖片。它說的是什麼呢？這批農民在組織農會。當年毛澤東組織第一個農民協會的地方，離這兒不遠。這兒出了一個偉大的人物叫夏明翰，說殺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我夏明翰，還有後來人。這個地方所有的農民都會告訴你這句話，殺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我某某某，還有後來人。我在這個地方曾經問他們，你們為什麼要組織農會？他們告訴我，組織農會就是要和地方的貪官污吏抗爭到底。當中我心中充滿了震撼，回來之後我給中央寫了一份報告，標題叫做《農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我提出來，天下可憂的在民權，天下可懼的在民怨。這麼多農民因地方的貪官污吏而產生民怨的時候，你這個政權要思考它的風險在什麼地方。

報告出來之後，社科院以要報的形式報給了中央。後來中央有一個很重要的舉措，在2004年的3月5號，溫家寶在兩會期間宣告取消農業稅。宣佈之時，所有的人大代表站起來向他鼓掌。

農業稅費的取消實際上與當時的湖南農民很有關係。（放PPT）這個人叫彭榮俊，他是當時組織農會的領袖。2008年12月6號，他被評為改革開放三十年十大農民英雄。我今天想講一句話，中國的政治改變並不一定是由於中央政治理念的改變，不是由於領導人的愛民或者親民，而主要是來自於社會壓力。當時中央分析，這種社會壓力下，徵收農業稅所獲得的利益和成本相比，還不如放棄農業稅，從政治上、經濟上考量之後，中央才做出了這麼個決定。農業稅取消時，很多人認為中國的農村問題解決了，我告訴你沒有解決，情況馬上發生了變化。（放PPT）這是中央焦點訪談的一個資料統計。每天都有許多人打電話到焦點訪談去投訴，它專門有人記錄這些投訴。我和它有個協議，它讓我進入所謂的絕密系統，進去就會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告什麼人，打什麼官司，發生了什麼問題；我每個月要給它提供兩份報告，告訴它最近中國的焦點問題是什麼。根據對焦點訪談電話系統資料的觀察，從2004年6月開始，土地問題成為了中國農村的焦點問題。 

我們先分析一下農村土地問題有什麼特點。2004年9月2號，我在《南方週末》上發表了一個調查報告，說土地問題已經成為了中國的焦點問題。

首先雙方【1】當事人發生了變化。（放PPT）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省委書記被包圍起來的一起事件。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想去看一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他沒想到農民把他認出來了，為了搶救他動用了武警。你們看一看這副圖片，就會發現這是一些什麼人？老年人，老年婦女。我在調查中國農民抗稅的時候就發現了一個婦女，她的父親被打死了，她家只有這一個閨女，所以她來抗稅。而農民土地問題，你會發現大量的婦女和老年婦女走到了第一線。什麼原因？兩個。我曾經去訪問她們，她們告訴我，第一，我們是老年人，我們要為子孫萬代留下一塊土地；第二，地方官員不敢對我們老人採取措施。所以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她們是軟實力。你不要看這是一些老年人，地方政府的確怕她們，它不怕年輕人站到這?，拖你一下沒關係，這個老人一拖可能到醫院去了。

其次控告的【2】物件也發生變化。農民抗稅的時候主要控告縣鄉政府，而農民土地問題則控告市政府、省政府，一直控告到中央。

再次【3】地域也發生了變化。農民抗稅的時候主要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這些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而農民土地問題則主要發生在廣東、浙江、江蘇、山東、河北這些經濟發達地區。農民抗稅主要發生在邊遠的農村，而農村土地問題就在城市的周邊地區。

最後【4】方式也發生變化，農民抗稅最重要的一個方式就是你找不到人，見不到人，而農民土地問題他主動地走到你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