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9年12月26日   地點：北京財政部禮堂

我講一個故事，2007年中國的廣東發生了很大的問題，汕尾市有一批農民組織了抄家隊，抄誰的家？抄村幹部和鄉幹部的家。為什麼抄他們的家？說你們把我們的地賣了，所以我們抄你的家。嚇得很多鄉幹部、村幹部往外面逃。當年5月7號我陪一個國家領導到廣東去調查，5月8號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張德江向國家領導彙報。他說我們廣東省這幾年發生了很多問題，但是省委經過調查研究之後，認為這些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什麼是人民內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幣可以解決的問題。（笑）這句話好笑，但是我認為他講對了。當天晚上我約了南方週末和南方日報的兩個評論員，我說在我看來，像張德江這樣的中共高層領導人認識到了中國目前問題是什麼，最大的問題就是利益之爭，爭利不爭權，這一點是我們判斷中國目前發生這麼多群體性事件的一個關鍵所在。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規則意識大於了權力意識。（放PPT）這句話是這個人說的，她叫裴宜理，是世界上有名的一位政治學家。她在2007年發表了一篇重要的論文叫《論中國人的權利意識》，說1989年以後，我們西方人都認為中國要崩潰，但是20年快到了，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崩潰。西方人一旦看見中國的民眾走向街頭就歡欣鼓舞，說共產黨又要崩潰了，但是過了幾天他們又回去了，為什麼呢？她說我們西方的學者都沒有判斷對，有一個最關鍵的原因，我們不瞭解中國的老百姓在想什麼。其實中國的老百姓走向街頭和我們西方是不一樣的。西方人走向街頭講的是權利，而中國人走向街頭的講的是規則。

這句話不好理解，我舉個例子你就理解了。中國人為什麼走向街頭？中國老百姓會說，你答應給我十塊錢，為什麼你現在只給我五塊錢，你講話不算數。你的法律說了村民應該選舉，征地應該經過村民同意，現在怎麼又不搞選舉，不經過我們同意把我們地賣了，你地方政府不按國家的法律辦。總而言之就是你講話不算數。那麼西方人走向街頭會怎麼說，他說給我十塊錢憑什麼？根據人權，根據自然權利，應該給我一百塊錢，規則錯了。

中國老百姓現在大量的行為，我稱為以法抗爭，它按照你的法律來抗爭你，而不是說法律本身錯了。很少有老百姓會說法律錯了，說的是我們這些人。你北京上訪村去，你會發現訪民常常複印大量的檔。他最多說地方政府的規則違背了中央的規則，沒有人敢挑戰中央的規則。裴宜理認為這是中國為什麼沒有崩潰的關鍵。她說假如有一天中國的民眾普遍認為規則錯了，你這個政權就危險了。因此，裴宜理說共產黨身在福中要知福，你的老百姓太好了，你的老百姓只是說你沒有按規矩做，你只要按規矩做，他還會擁護你。裴宜理在2008年的7月請我到了哈佛大學，我們討論了一個禮拜，寫了一篇文章，你們有興趣可以看一看，叫做《中國的政治傳統與發展——于建嶸對話裴宜理》，發表在《南風窗》。昨天的《南方週末》又發表了我和裴宜理一個新的對話，標題叫做《中國政治的活力和困境》，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活力到底在什麼地方？它還能活多久？

第三個特點叫做反應性大於進取性。這個觀點的核心是什麼呢？就是說中國的老百姓的問題，是你不找他的麻煩，他一般不敢找你的麻煩。比如拆遷，他老百姓會說你怎麼拆我的房子，你怎麼拆我的房子不給我賠錢。哪怕他明知道這個拆遷有好處，也絕對不敢找你說，你怎麼不拆我的房子。就是一般你不找他的麻煩，他不找你的麻煩。

第四個特點，目標的合法性與行為的非法性存在一個模糊的地帶。中國民眾的維權活動，大量的活動是在一個合法性模糊的地帶。以上就是目前占中國群體性事件80%以上的維權活動的特點。

那麼2009年6月17號湖北石首發生的問題又是什麼呢？武裝精良的部隊，在街頭被老百姓打得丟盔棄甲，到底發生了什麼？它和我們前面講的維權活動是一樣的嗎？不一樣，我稱為“社會洩憤事件”。取這個名字給我惹了很大的麻煩，還“雙規”了（笑）。2007年10月30號我在美國伯克利大學做演講，我講中國目前發生了一種新的群體事件，它和維權活動不一樣，我當時第一次將其稱為社會洩憤事件。它的第一個特點是參加者沒有利益訴求，主要是老百姓對社會發洩心中的怨恨。他們對什麼不滿？對公權力和有錢人不滿。第二個特點是沒有組織動員，來得快，去得也快。

11月8號我一回到北京，麻煩來了。手機一打開，接到一條短信，我們所的黨委書記給我發的，叫我回來之後馬上與他聯繫。我就給他打電話，我說書記我回來了，你有什麼事？他說你回來了嗎？我說剛下飛機，還沒進海關。他說你馬上回單位來。我說什麼事情？他說很嚴重的事情。我說明天來行不行？他說不行，必須今天來，必須第一時間趕過來。我們單位是不坐班的，不去根本沒有人管你，平時我一年難得去幾次，他們經常開玩笑說我順訪社科院，順便去訪問他一下。（笑）但是他這一說沒辦法啊，我聽了感到很嚴重啊，我又拿人家的工資，沒辦法背著包就去了。一進我們單位，見了我們書記，我說書記什麼事情？我們書記拿了一張紙給我看，是有一個部門，專門給中央打小報告的部門給中央領導寫的一個報告，標題叫《社科院于建嶸教授在美發表演講》，第一句話叫于建嶸說中國發生一個什麼洩憤事件，主要是由於對公權力和財富的不滿，就是仇官、仇富，大概三百多字。有一個剛從地方到了中央領導，在旁邊做了個批示。他批得很好，很委婉，叫建議社科院與于建嶸同志談一談，著名學者要注意影響，簽了個名。這一搞麻煩了。

這個報告到了我們單位，就是大事，單位的大領導又不在，秘書很生氣，在旁邊做了個批示，農村所好好和于建嶸談。（笑）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人民是擁護我們政府的，哪有憤可泄呢？！既然人民沒有憤哪有洩憤事件呢，你不是胡說八道嘛？我們領導就說叫你不要亂講，你到處亂講（笑），現在不是麻煩了，你看看。我說這有什麼麻煩呢。他說怎麼還不麻煩，中央領導批示要我們跟你談，我們必須要和你談，而且所有談話記錄要回覆到中央去，這是一個規矩，你不談怎麼辦？我就問我們領導，我說你看過我的演講稿嗎？他說沒看，你這個傢伙到處做演講，從來不給領導看演講稿。（笑）我說你聽過錄音嗎？他說沒聽，你在美國講我到哪里聽呢。那我說不談。他說為什麼不談？我說你們的祖師爺毛澤東說的，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我在美國講了三個小時，憑什麼三百個字我就和你談，不談，要做調查，沒調查不談。我就躺在那個沙發睡覺了，我說倒時差。我們那個書記講話輕言細語的，我一不談，書記麻煩了。最後所裏黨委一開會，開完之後書記來向我傳達了一個決定，說黨委討論了，你說現在不談也有點道理，我們搞社會科學研究的人還要講道理，那麼好，黨委決定，你可以今天回去，但這個禮拜之內不能離開北京，隨叫隨到。我說那不是“雙規”了嘛。（笑）。等了五天，書記給我打電話，因為他知道我最喜歡到處跑，哪個地方發生問題，我都想去看一下，所以他知道把我關到北京不准走我心裏很難過。我說書記怎麼樣了可以談了嗎？他說不要談了，我說為什麼不要談了？他說我們從伯克利大學的網站上把你演講的錄音下載下來了，請了一個懂湖南話的人（笑）把這個演講錄音變成了文字，我們黨委都看了一遍，我們認為你沒有錯，你是個憂國憂民的好同志（笑，掌聲）。聽完這個你們有興趣可以看看我在伯克利的演講，《南方週末》和南方報系很多報紙都講了。

現在社會洩憤事件是大家通用的概念了，新華社、人民日報都用。特別去年發生“甕安”，今年發生“石首”之後，很多人開玩笑，說于建嶸你有先見之明，你發明一個定義，發明一個概念，你了不起。實際上我沒有先見之明，中國早就發生這個問題了，只不過是大家沒有注意。

我最早注意這個問題，是2004年10月18號重慶發生的一件事。一個姓于的挑夫在挑擔換肩的時候撞了一個姓鄭的婦女，這個婦女就罵這個姓于的，說你瞎了眼啊，挑擔都不會挑。于挑夫在外面也做了很多年了，心裏想開個玩笑把事情過去了，他就說我怎麼瞎了眼啊，我的眼睛在前面，你是在後面，後面的眼睛瞎了，前面的眼睛沒瞎。這一講麻煩了，姓鄭的的老公過來了。老公甩了姓於的一巴掌，說你撞了人，你還不認錯，你還強嘴啊！姓於的把擔子一放，把扁擔一拿，說你怎麼打人呢？我撞了你，撞傷了你，我把你送醫院，撞壞了你的衣服，我賠你的衣服，你憑什麼打我呢？這一下就發生爭吵。一吵之後，老百姓從四面八方圍過來，說對啊，你怎麼打人啊？你城裏人什麼了不得的，怎麼打人呢！

這個老公講了一句讓他後悔一輩子的話，他說我是國家公務員，打了你又怎麼樣呢。（笑）麻煩了，老百姓越來越多，公務員又怎麼樣了，很多人圍過來看，外面的人看不見裏面發生什麼事情了，一問，說不得了，一個國家公務員打死了我們一個“棒棒”“（重慶話“挑夫”之意）（笑），還說白打死，那怎麼行呢！所以老百姓從四面八方圍過來，事情到了派出所老百姓包圍派出所，要派出所交出屍體交出兇手。派出所說沒死人。誰說沒死人，都說死了人。最後把派出所砸了，砸完派出所之後，說派出所歸政府管，乾脆把政府砸了算了，又把政府砸了。這個事情發生後，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震動。我帶了一幫隊伍去調查。當時我們也想這麼一萬多人把政府砸了，是不是像原來說的有黑社會。但調查發現，根本就沒有，非常偶然。事情經過的發生，就是那麼個小事，突然來了，打完之後都走了，回去喝酒去了。（笑）我們當時還想到底有沒有動員，結果發現沒有組織，不但沒有正規組織，也沒有黑社會，什麼都沒有，就是非常偶然的。最關鍵一個問題，這批人與這個事沒有關係。當時抓了一批人，我們去問，你們認識姓于的挑夫嗎？不認識。你們認識姓鄭的嗎？也不認識。那麼你們為什麼要去砸政府？說我們要為我們死去的挑夫報仇啊，我們要為他主持公道啊。我們又問，你們這個公道是怎麼來的？他說就是當官的人打死我們的人還不當回事，我們不為這些老百姓主持公道，誰為他們主持公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