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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2/16 21:54:56瀏覽341｜回應0｜推薦2 | |
自七零年末以來大陸的思想和文化界開始有松動的跡象。進入八十年代官方意識形態顯然已失去了號召力，不同的聲音越來越多最後形成了著名的「文化熱」。這般熱流和民主運動互相支援，互相激蕩，直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才告一段落。經過一兩年的沉寂之後，大陸的思想和文化界又再度發言了。一九九三年以來，种种新思潮隨著大批新興的刊物和叢書而出現，以致陳奎德要用「迎接新諸子時代」的標題來描述這一現象。這可以說是大陸對外開放以後思想和文化發展的第二階段。由於它剛剛開始，我們一時不易看出來其最後的趨向，不過与第一階段相比，這一期的思潮在外緣條件上有兩點最顯著的不同。 第一是思想的論說与政治行動完全脫節了。論說本身自然有深刻的政治涵義。但由於「六四」以後极權控制的嚴密化，大陸知識分子已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了。八十年代末期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所進行的种种公開化的社會、文化，以至政治活動，已不能复見於今日。 第二是思想和文化發展的社會空間反而擴大了。最近三、四年由於大陸「商業潮」的突然興起，特別是知識分子的「下海」，民間社會出現了可以支持思想与文化發展的經濟力量，這是第一階段所沒有的新情況，文化市場和市場經濟開始恢复中斷了四十多年的有机聯系。 我們觀察當前大陸思潮的發展，決不能忽視上述兩個新的外緣因素。今天大陸的「策論」很多我感覺這十几年來大陸的思想、文化界雖然十分活躍，各种思潮迭起迭落几乎令人目不暇接，然而整体看起來，總不免予人以無源之水的印象。 有些所謂思潮似乎是臨時借西方人的杯酒來澆自己胸中的塊壘。有些「思潮」和「主張或對策」的分別也相去不甚遠。用中國傳統的名詞說，這些都可以算是「策論」，和具有較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學術或思想未可同日而語。今天大陸上的「策論」很多。（即使「策論」的作者寄旅海外，其對象主要仍是大陸的當權者。）這种新式「策論」所采取的方式大致是援引某种西方的理論或觀點（包括官方的馬列主義和西方現代的馬克思主義），然後針對著中國大陸的現實提出自己的「主張」或「對策」。即使是有些以思潮面目出現的文字，如細加分析，似乎也逃不出上述的公式，不過表現得較為隱晦、曲折而已。大体而言，理論資源取自西方的成品，和討論的問題直接出於對中國現實（特別是政治現實）的關切，這是相當大一部分「思潮」文字的特色。這兩者都無可非議。就前一特色言，梁啟超早就主張「須將世界學說為無制限的盡量輸入」，胡适論五四時期新思潮的意義也特列「輸入學理」為四大綱領之一。至於後一特色，則更是中國思想史上早就出現的。所以《淮南子、要略》論儒、墨、道等諸子的興趣，強調其針對當時弊病的背景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也說它們都是「務為治者也」即可以「治天下」之意。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梁啟超、胡适的話是在七、八十年前說的。他們的本意只是要中國人杬考西方學說以為自己創造的始點并不是要中國人永遠追隨西方的現成理論。而先秦諸子則是中國學術和思想的奠基者他們之能夠形成學派并蔚成一代的思潮則是由於長期開創關於人文界和自然界的知識領域而致。 反觀一部西方哲學史情形亦复如是。即以本世紀而言邏輯實証論以至整個分析哲學的興起都是和物理學、數學、生物學等的突破性收成一体的而最近三、四十年來歐陸哲學重振旗鼓甚至在英美都已對分析哲學的傳統造成威脅也和人文社會科學的新發展密不可分。其中如人類學、語言學、史學、文學批評等的研究成績尤其發生了重大的作用。与中西歷史上這些划時代的思潮相對照艾則近年來大陸上出現的种种論述究竟算不算真正的「思潮」？其中表性的人物又究竟能不能稱為「新諸子」？沒有達到獨立創造境界 我對於目前大陸有關思想和文化的論述甚為重視但是我也确有一种不很滿足的感覺。過於依賴西方的論說顯示出我們在思想上還沒有達到獨立創造的境界過分針對政治現實而立說則不免自處太狹。而且現實的變化往往快得出人意表有始立說未畢而客觀的情況已變則論述者的辛勤努力便不免落空了。但是上列大陸論述的兩個特色可以說主要是環境造成的，不能由個別論述者負責。就我平素所接触到的大陸中青代學人而言，他們之中极多好學深思之士。只是由於大陸的學術研究（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為官方意識形態壓制了几十年，至今還沒有恢复到正常的狀態，他們的學術憑藉遠沒有西方的同行那樣深厚。但是他們的熱誠則十分高昂，因此只要稍有自由的空間便一擁而上追求任何因偶然机緣而碰到的新鮮觀念或問題。這也許是最近十几年來大陸上思想和文化界常常出現各种「熱」的原因之一。八十年代的「文化熱」和九十年代的「國學熱」、「『後學』熱」（即「後現代」、「後殖民」、「後結构主義」之類）都是顯例。但是真正思想和文化的發展需要長時期的艱苦研究和反覆討論，其過程与其說「熱鬧」，毋宁說是「冷靜」。所以「文化」而能引起「熱」便恰好說明這個文化不是自生自長的，而是從外面販賣回來的，正如市場上搶購所造成的熱潮一樣。 需好几代學人不斷努力 据我所知，大陸上已有不少人文學者正在各自的專業崗位上默默地耕耘。即以我接触過的中青代學人而言，這一類沉潛的工作者已比比皆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這是我對於大陸上人文研究的遠景始終保持樂觀的一個主要根据。 我相信他們在學術上的辛勤創獲最後必能導引出創造性的中國人文思潮。但這我想對目前一個流行的觀念附帶加以澄清。 最近我常在大陸的刊物上看到所謂「學問突出，思想淡出」的說法，意思是說，現在出現一种風气，一方面鼓勵知識分子埋頭從事純學術研究，而另一方面則阻止他們進行批判性的思考。 這個說法很自然地使我們聯想到清代中葉考証學盛行的情況。照一般的解釋，清代考証學本身便是一种思想傾向的產物，而且考証學家所攻擊的程朱理學正是清廷所正式提倡的官方意識形態。今天大陸上「學問突出艾思想淡出」的說法大概和正在流行的「國學熱」有關，官方如果有意誘導這一趨向，也自在情理之中。所以這個說法的出現也确有一定的事實根据。不過我們也不能因噎廢食，把「學」与「思」真的看作是互相排斥的兩件事。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但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通則，而且，如上文已指出的，也同樣在西方哲學史可以獲得印証。 事實上，學術研究本身便具有內在的批判力，學者只要長期從事於嚴肅的研究工作，他們的最後創獲，自然會對政治与社會起著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這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關於此點可看 Michael Walzer, Interpretation AndSocial Criticism一書。）總之，真思想和真學問是一事的兩面，無從截然分開。我們很難想像世界上有無學問的思想家或無思想的學問家，兩者的分別，不過重點偏向有所不同而已。只有在人文研究取得既深且廣的成績以後，中國大陸才能在馬列主義的廢墟上「重建人文精神」。但這恐怕需要好几代的學人作持續不斷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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