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國內開始流行《中國不高興》這本書，作者之一當年也是《中國可以說不》的執筆人。《中國可以說不》流行的時候我剛大學畢業不久，處於跟現在“憤青”差不多的年齡段，經的事很少，加上愛國心使然，看《說不》的時候沒有注意到它整個立論的基礎是一個錯誤的假設。立論基礎錯誤會帶來一個致命的後果，即這個基礎一倒，後面的一切推論都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美國次貸危機便源於此，一切金融衍生產品都建立在一個錯誤的模型上——即房價總是不斷在上漲。金融產品衍生鏈條越來越長，就像摩天大樓越建越高，但地基卻十分脆弱。最後等房價開始下跌時，就是整座摩天樓垮塌的時候。
    《中國可以說不》的致命錯誤則在於忽視限制條件。它在宣傳中國強大的時候畫了一個大餅，其前提就是中國經濟能一直延續百分之八的增長率，這樣總有一天中國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實際上我們都知道中共主導的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即使沒有這場經濟危機，也會隨著環境的惡化與資源的耗盡而急轉直下。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讓我開始理性思考中國問題，而不再被煽動性的話語所左右。我在流覽《中國不高興》這本書時發現了與《中國可以說不》類似的問題。作者用無數隱含的假設作為前提，無論表面看來其論證過程多麼嚴謹（實際情形並非如此），這些假設卻並不存在。舉個例子說，作者從汶川地震中民眾捐款所以帶動企業家和明星捐款，得出結論說：“有一些年輕人跟我講：我把自己工資的1/3都捐出來了，我排了兩個小時隊獻血，我就是要他們捐這麼多錢，我就認准逼捐是對的。逼‘高尚’，有人指責這是‘綁架’，就綁架了！怎麼著！年輕人說：我高尚，你今天也必須高尚。……當然不能說民間高尚整個社會就全部高尚了，反覆地這麼逼，最後就有可能實現社會總體高尚化。”
    仔細看看這段話，作者至少隱含三個邏輯錯誤：第一是偷換概念——“我就認准逼捐是對的”等同於“逼捐就是對的”，把主觀標準替換成客觀標準；第二是輕率歸納——在這件事情上“高尚”了，今後遇到其他事也會同樣“高尚”（“反覆地這麼逼”所隱含的就是這個邏輯錯誤）；第三仍是忽視限制條件，沒有考慮“民間高尚”會不會受到中共政府的強力阻斷。如此分析，結論不免有些悲觀。中國的“憤青”只在中共允許的事情上“高尚”。在大地震中他們確實表現了對災民的同情，但是當“災民”因那些被豆腐渣工程壓死的孩子而變成了“訪民”的時候，憤青們就把“高尚”丟在一邊了。可見“憤青”的“高尚”是靠不住的。其次，如果憤青真想“高尚”，也要把製造豆腐渣工程的黨政官僚揪出來、甚至質疑中共制度性腐敗的話，恐怕他們的下場就像搜集地震中死難學生名單的四川作家譚作人一樣被中共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抓起來。由此可見即使“民間想高尚”，中共也不會讓你真正“高尚”起來。
    隨手翻翻，書中比這更嚴重的邏輯錯誤俯拾皆是，限於篇幅，我無法在這裏一一指出。但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儘管作者用這種煽情的手法煽動民族主義，對於中共來說卻是一個巨大的威脅。一個國家的國民之所以國際地位低下，其實源於政府的奴顏卑膝。且不論“五四”本身的性質問題，只說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個時候的學生都知道，中國作為戰勝國，不但不能收回戰敗國德國的在華利益，反而要把這些利益轉交給日本人，這是北洋政府的無能所致。所以，學生在提出“外爭國權”的口號後，緊接著就是“內懲國賊”，直至有“火燒趙家樓”的激進行動。
    如果中國人真的因《中國不高興》而更愛國了的話，對於中共犧牲子孫後代利益割讓領土領海給俄羅斯、日本、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克斯坦、越南、菲律賓、印度等國；把中國銀行變成外資的超級提款機；屠殺和壓榨中國人等，這種“不高興”就不再對著外國，而很有可能指向執政者。
    中共一向是既要利用民族主義轉移對國內矛盾的注意力；又要防止民族主義的抗爭矛頭對準政府。《中國不高興》越流行，中共的擔心就越大。遲早有一天，《中國不高興》，中共更不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