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近幾年有一種趨勢日益增強，那就是以如下理由來支持各種消除貧困的理由，即消除貧困才是防止政治混亂和鬥爭的最可靠的方式。很明顯，那些一般的身體暴力行為比社會不公平和對他人的剝奪（甚至是極端的剝奪）更惹人生厭和令人畏懼，特別是對那些上層人上而言。因此，如下做法是具有吸引力的，即能夠告訴大家，包括富人階層和上層人士，嚴重的貧困是會滋生恐怖暴力事件的、是會威脅到所有人的生命的。考慮到戰爭和騷亂的關注度以及大眾對此的擔憂，近幾年，為消除貧困辯護的間接理由——不是為了其自身，而是為了追求和平與寧靜——已經成為了我們與貧困作戰的宣傳辭令的一部分，其方式就是援引社會發展的需要。

    貧窮和暴力之間共生和共存的關係使得我們非常自然地提出如下問題：貧困是否可以兩次致人於死地——第一次是通過經濟上的貧困，第二次是通過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屠殺？我們在此需要討論的是：這種關係是否強大到必須因為貧困與犯罪的聯繫而充分利用這一方式來提倡消除貧困呢？我必須說，從這一方面來看，整個情況是相當模糊不清的，至少有時在那些因果推理中假定的直接性就是模糊不清的。那種把犯罪和暴力的原因都歸結於貧窮的觀點，是將經驗方面的聯繫過於簡單化了，這些聯繫遠遠不具備這種普遍性。這種關係也取決於其他許多因素，例如政治、社會和文化環境，而這些因素使得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更加複雜得多。更一般地說，經濟還原論並不是研究社會問題的好方法。在此，請允許我再一次闡明我的觀點。去年03月我在紐約城市大爾做劉易斯‧芒福德講座，題目是“加爾各答的文明”，這次講座讓我有機會對如下引人注目的事實進行了評論，即加爾各答算得上是印度甚至是世界上最為貧窮的城市之一，但令人驚奇的事實是這裡的犯罪率卻出奇的低，事實上它算得上是印度犯罪率最低的城市。它以相當大的差距在印度所有城市的犯罪率排名中占據著最低的地位。它的謀殺發生率尤其低。

    在印度，平均每個城市（包括所有的35個城市）的謀殺率達十萬分之二點七，德里達到十萬分之二點九，但在加爾各答，該比率低至十萬分之零點三，同時，加爾各答的各種觸犯刑法的暴力事件（包括對婦女的犯罪事件）的發生率也是非常的低。考慮到加爾各答出奇貧窮的狀況，如果說這一切顯得有多麼神奇的話，那它所反映的是我們思想的局限，而不是現實世界的自相矛盾。必須強調的是，加爾各答在消除貧困和改善物質生活上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而並不是有低犯罪率就萬事大吉了。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離開政治運動以及社會和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貧困並不是不可避免地會滋生出暴力。是什麼使得貧窮的加爾各答的一般犯罪率，尤其是謀殺率如此之低呢？解釋犯罪對於經驗概括而言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但是存在一些看起來有啟發性的合理聯繫，這些聯繫將社會發展與經濟繁榮分離開來。我一直傾向於認為，加爾各答從如下事實中獲益頗多，它的種族實現徹底融合的歷史相當悠久，在那裡，鄰里之間不存在其他城市——無論是印度還是其他國家的城市——所具有的那種種族隔離的特徵。

    毫無疑問，在理解貧困與犯罪之間的關係時，許多其他的社會和文化因素也是至關重要的。比如說，我今年04月去了南非，在考察南非的高犯罪率時，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其中一些犯罪活動與當地的種族隔離政策的歷史產物有關，不只是種族對抗的遺留物，還包括那些隔離開的鄰里關係以及因經濟原因而分裂的家庭所帶來的糟糕後果，這些都與種族隔離政策並存。但是這仍然不能解釋為什麼在實行了種族混合生活制度後，混合生活區還是會直接導致犯罪的發生。我本人也對巴西如此高的謀殺率感到很困惑，要知道在這座城市裡，精彩的狂歡節把人類的愛表現得淋漓盡致。不可否認，盡管我對加爾各答的異常低的謀殺率和犯罪率是有一些推測，但是我其實很清楚經驗聯繫的複雜性及其鬆散性和穩健性，以至於我完全無法確定什麼是真正的因果關係。非常清楚的是，在貧窮和暴力之間尋找一種普遍而直接的聯繫這一傾向是很難維持的。這看起來像是對社會發展的一種簡單概括，但經驗事實並沒有證明它的準確性。

    當然，承認這一點並不等同於否認貧窮和不公平與衝突和鬥爭有著深遠的聯繫，但這些聯繫還需要通過我所謂的經驗的剛性的調查和評估。事實上，為了對社會發展做出有效的概括，經驗的剛性是絕對必要的，我們不應該被引誘而放棄它，不應該被那些建立在理論基礎之上的看似合理的聯繫所鼓動。就像謀殺和其他犯罪活動的發生率所表明的，鼓吹我們所謂的“經濟還原論”這樣的誘惑是極具誤導性的。還有，即使斷言它們之間的這種聯繫能幫助我們消除貧困，我們也不能因為要倡導正義的事業而利用這些沒有得到經驗支持的假設性的聯繫。社會發展作為一項課題需要比這更加確切的標準。更概括地說，我們有理由認為不平等和貧窮帶來的非正義會讓人忍無可忍，而貧困帶來的苦難也會讓人惱火和憤怒。顯而易見，我們有理由認定暴力與貧窮之間存在一種關係。舉個例子，很難想像法國2005年秋季爆發的政治暴力事件與這個國家某些地方遭到經濟和社會權利被剝奪的人們沒有關係，那些人一般居住在巴黎和其他城市的郊區，感覺自己待遇差、被人忽視。但是如果僅僅把這次暴力事件看成是由貧窮引起的那就大錯特錯了。在法國，窮人和富人之間通常由經濟來劃分，但經濟差異和與文化和移民有關的社會及種族差異之間存在著對應關係。對於貧困研究而言，探求不同範疇，例如經濟、文化、種族之間的一致是極其重要的。亞當‧斯密早在1776年就率先這麼做了，他在《國富論》中談到了社會環境與社會不同群體所擁有的那種被剝奪感之間的關係。在我們探尋社會發展的重要性的時候，我們有理由繼續亞當‧斯密兩個半世紀前所說的：捷徑已不再適用了。

五、

    為了留足時間討論，我想我必須結束演講了。今天，我一方面提出了有必要認識到社會發展的意義，另一方面又提到了有必要深入考察那些使得社會發展變得如此重要的聯繫。我們要避免兩種危險的假設，哪怕是暗含性的假設，一是經濟發展最終決定著人類生活和自由的發展，二是社會發展中的各種關係顯而易見到無需要經驗檢驗就可以被引用。關於後者，我們必須做好準備為看到對社會關係尋根究底的研究的成果而感到驚訝。事實上，經驗的剛性對於審視社會發展與對於研究經濟發展和進步一樣重要，而更多關於這方面的探討已經在進行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