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5/02 信力建

金雁呢，不管是外貌還是性格總給人典型的賢妻良母的感覺，說話溫柔，從容淡定。但一談起她專長的蘇俄東歐史，學者的本色立馬表露無遺：專業、嚴謹、一絲不苟、循循善誘、孜孜不倦。金雁曾在波蘭做訪問學者兩年，東歐劇變後的1990年，她正好在波蘭，是東歐轉型的「現場觀察者」，她那時抓住一切機會到現場收集信息，在第一時間把所見所思反饋給國內，也為自己將來的研究積累了真實、豐富的史料。在我們東歐之行時，金雁總能用難以辯駁的史實解答我們的問題。她與秦暉常常雙劍合璧，一正一反，攻守兼備，著實為我們呈上了歷史、人文的盛宴。 2012年金雁的《倒轉「紅輪」》甫一出版，便掀起了學界熱潮，在「2012年度新浪中國好書榜·年度十大好書」中拔得頭籌。這本書呈現了研究俄國知識分子思想變化的新視角，採用由近而遠的倒敘方式，把俄國歷史上幾個典型的知識群體產生、發展、消亡的過程做了獨到的解釋，另外還對兩個不同時期知識分子代表人物索忍尼辛和高爾基進行了個案研究。彼時信孚研究院舉辦的贈書活動已進行一年有餘，每月向各界朋友贈送新出的好書。《倒轉「紅輪」》一出來，研究院立馬著手購書，一百多本寄送到各地學者朋友手中，讀過的都對此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金雁和秦暉是生活中的好夫妻，在學術上既有各自專攻，又是合作的好拍檔。幾十年來，二人始終保持學海初心，專注於學術鑽研，發表的論述多如繁星，出版了不少專著。如秦暉出版了《問題與主義：秦暉文選》、《天平集》、《市場的昨天與今天：商品經濟、市場理性、社會公正》、《耕耘者言：農民學文集》、《共同的底線》等；金雁出版了《新餓鄉紀程》、《蘇俄現代化與改革研究》、《火鳳凰與貓頭鷹》、《倒轉「紅輪」：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回溯》等；夫妻兩人還琴瑟和鳴，合著了不少有影響力的著作，如《田園詩與猜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中國社會再認識》、《經濟轉軌與社會公正》、《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型與思想變遷》等。 正如秦暉的口頭禪「什麼是我們時代的真問題？」，他們的文章甚少高調，多是針對問題討論解決辦法。「高調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無害。低調再低，不逾底線，若能持守，低又何妨。」此語可見秦暉作學和為人的態度。而金雁與之，舉案齊眉，在現在不少學者教授紛紛下海、走秀撈金的時候，仍固守學術初心，在清貧中醉心做學問的人文學者，實在是少之又少，極為可貴的。

秦暉：用底線構建公共話語的文明城邦

2014/12/23 南風窗網

頒獎詞：秦暉，以及這個時代其他真誠地在為這個國家尋求底線、堅守底線的學者，實際上是用底線為思想與言論建構一座文明的城邦。若沒有這樣的城邦，當人們向著理想進軍之時，思想的論爭必然會在權力與利益的糾葛中，要麼迷失方向，要麼硝煙瀰漫。 秦暉講過一個故事。2002年在法國的一個研討會上，他談論「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同底線」時，遭到一位法國學者的詰問：主張自由放任的人與主張福利國家的人，怎麼可能有共同立場？秦暉用法國當年大選中發生的事情做回應：「怎麼不可能有？最近你們這次大選中，反對勒龐上台不就是這兩者的共同立場嗎？」 勒龐是法國極右翼政黨的領導人，這個被稱為新納粹黨的極端黨派支持「驅逐移民」、「恢復死刑」、「在憲法中寫入法國人優先」等極端政策。在法國經濟和社會問題漸入困境的情況下，勒龐當時的支持度連年上升，在2002年大選的第一輪投票中得票排名第二。為了防止勒龐當選，法國左右兩派政黨摒棄前嫌，左派社會黨也將選票投給了右派候選人席哈克，成功助後者高票當選。「為什麼要反對勒龐？因為勒龐上台會威脅到法國已有的許多東西、即左右派都認同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基本原則。」秦暉說。

沒有底線的共識靠不住

上面這個故事是秦暉在他去年出版的《共同的底線》序言中提到的。在這本書中，秦暉試圖在思想、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話題中尋找共同底線，論證堅守底線的意義。為什麼被法國人「忽視」或是「漠視」的底線問題，在中國會有特別的意義？秦暉認為，在歐美這些國家，底線是一種實然狀態，除了勒龐這樣的極端情況，爭論各方在底線上已經達成了默認的共識，因此分歧也只不過是在共同底線基礎上的分歧，不會演化成你死我活的鬥爭，但是中國尚未形成共同底線，而有意義的爭論應該建立在共同底線之上。 底線為什麼重要？論爭的目的在於消除分歧，解決問題，但假如沒有底線，話語上的論爭就可能變成肉體上的鬥爭，解決的不是問題，而是提出問題的人。

秦暉認為，沒有底線的共識是靠不住的。他舉例說，假設在一個可以把「異端」燒死的神權體制下，基督教和儒教可以討論什麼樣的共識？所謂的中庸是指基督教與儒教間的中庸，還是火刑制度與廢除火刑、承認信仰自由間的「中庸」？如果是基督教與儒教間的教義問題，沒有宗教自由如何討論這樣的問題？ 忽視底線的論爭還可能遮蔽了真問題。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公共話語圈論爭的思想資源，主要來自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分別對應國內的自由派和新左派。自由派提倡私有化，強調市場的作用，減少國家干預。而新左派則認為放任自由會破壞平等，應該強調政府的角色，在二次分配中更多地將財富分配給弱勢群體。兩者之間是否有共同的底線？秦暉提出，不論要實現自由市場的「交換」還是二次分配的「慈善」都要首先反對權勢的「搶劫」—也就是通過權勢損害他人利益獲取自己利益的行為。 離開這個「不搶劫」的共同底線，討論政府是否要汲取更多財政或是國家是否應該當甩手掌柜，不提供或少提供社會福利等公共產品，就可能成為假命題。因為假如不能約束政府權力，政府汲取更多財政後，也未必會用在社會福利上；而政府撇清責任之後，卻還是可能收不住伸入民眾腰包的手。因此秦暉說：「比如你主張一個責任大權力也大的政府，我主張一個權力小責任也小的政府，但我們要的都是權責對應的契約性政府，我們都不能接受那種權力大到不受制約、責任小得不可追問的政府，這就是共同的底線。」

超越立場的思考模式

當底線尚未建立，一些本是為了實現公共利益的論爭即使有了結果，後果也可能是南轅北轍的。秦暉提出過一個「尺蠖效應」的理論。左派支持擴大政府角色，擴大國有部門，以服務於社會福利，促進平等；右派支持擴大市場角色，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兩方面都是出於好心，但在一個權力不受約束的國家，不管採用哪方面的政策，都可能辦成壞事。政府可以先採納左派意見，從私人手中收羅財產，壯大國有部門，但因為權力不受約束，國有部門的利益就可能落入權貴的腰包，而不是投入社會福利。政府也可以採納右派意見，將國有部門「市場化」，但是不受約束的權力下，市場化過程不可能公正，獲益的還是權貴。這樣的政府就像尺蠖這種爬行蟲一樣，它的身體不論是伸還是縮，最終都是向著中飽私囊的方向前進。只有當權力受到約束，政府權責一致之時，這種局面才能避免。因此秦暉認為，建立底線才是中國現階段的真問題。 近些年來，秦暉頻繁和不同立場不同理念的學者進行討論、辯論，反覆闡發他關於共同底線的思想。秦暉始終最為關注的是底線的上下之爭，而不是立場的左右之爭。

在一次與左派學者韓德強的對話中，他說自己根據共同的底線既批評過左派，也批評過右派，兩邊因此都批評過他，並因此分別把他劃入對方陣營。雖然媒體上一般稱秦暉為自由派學者，但是他倒不介意自己被劃入哪方陣營，也不介意成為「左右公友」還是「左右公敵」，因為「我並不是政客，不需要討好什麼人」。 這種超然於立場，一心注視底線的態度，與他早年的經歷不無關係。秦暉出生在城裡，但是15歲那年就在「文革」中下鄉「插隊」，在廣西一個偏遠的山村當了9年「農民」。因此秦暉後來考上研究生後，就把農民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把農民問題當作「自己的問題」。現在有些人傾向於把城市和農村對立起來，比如說城市的發展是以犧牲農村為代價的，又把一些城市問題歸結為太多農民工擁入城市。而秦暉早年提出，城裡人和農民實際上面對著共同的問題，他們都同樣不自由，都不過是「共同體的附屬物」，因此改革的目標不應該是在城鄉之間重新分配利益，而是要將城鄉人員都從具有依附性的共同體成員轉變成具有個性的自由人。

秦暉在不同話題上始終強調共同底線的意義，便是這種超越立場的思考模式的延續。 《共同的底線》出版後，獲得了各種榮譽，發表獲獎感言時，秦暉連用幾個「常」來描述自己，「在下一介書生，有平常心，做尋常人，講正常話」。沒有底線的社會不會是一個正常社會，共識無處生長，分歧無處安頓，從這個意義上講，秦暉，以及這個時代其他真誠地在為這個國家尋求底線、堅守底線的學者，實際上是用底線為思想與言論建構一座文明的城邦。若沒有這樣的城邦，當人們向著理想進軍之時，思想的論爭必然會在權力與利益的糾葛中，要麼迷失方向，要麼硝煙瀰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