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為披判者之作 括號內語乃版主嘮叨

去中國化的歷史史觀（習慣「中國中心論」才好此稱！何謂「去中國化」？）熱烈展開，觀者稱奇，但是卻了無新意，從早期中外文學等思想論辯場上，諸多「台灣主體意識」的大激辯，擔負建構主體意識的歷史史觀，早就焦慮地搖擺等待著，看誰建了王朝，獲得歷史的詮釋權。時勢造就名人，道統總要歷史言說，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新史觀運動開展的絕妙時刻，奉行的正是他十年前提出的同心圓史觀的方法論。

杜的同心圓史觀簡單地說，現行歷史課程分為世界史與本國史，二條「中」與「外」的歷史脈絡，在這「中」、「外」的歷史史觀中，其實也隱含著「中國中心論」與「歐洲中心論」的史學觀點。換言之，世界史的歐洲中心論，疏漏非洲、澳洲的歷史，甚至美洲也直到進入現代才成為顯學，而擔負亞洲歷史論述的「中國中心論」，也在中國史學觀點下簡化了日、韓，也漠視中亞、南亞、東南亞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在「中國中心論」的朝代史下，台灣始終成為中國的邊陲，甚至成為一種區域論述。

杜的新史觀，意圖解構這樣的霸權思想，建立一個多元中心的歷史史觀，他編派台灣為新中心，讓原是多元分散圓圈轉為具有中心向外擴張的同心圓，歷史成為依地域性由近而遠，由鄉土史、台灣史、中國史、亞洲史、世界史五個圈構成歷史史觀。於是，這樣的同心圓史學觀點，一個圓可以拆開成為一冊歷史，運用多元中心的史觀，讓台灣去中國化，由邊陲變中心，離開台灣始終落於中國歷史論述之內的宿命。杜的善意，在於去除「中國中心論」在歷史詮釋上的霸權姿態，但是問題在於，此刻急欲建構「台灣中心論」，會不會適得其反，讓一個新中心就此消亡。

在杜的史學方法論上，1997年8月當代雜誌的一場座談，吳密察指出杜的同心圓史觀，是一個在實踐上極富挑戰性的史學觀，因為它打破傳統在時間縱軸上的歷史敘述方式，而意圖以空間橫軸的擴散方式來展現歷史。吳密察所疑慮的是，當時間的因果關係被空間分隔所取代，同心圓的各圈歷史，如何展現它們之間的互動影響，失去緊密的互動，台灣史會不會是一部內政史。杜自謂台灣史觀，以台灣為主體，遠從原住民講起，到荷蘭、明鄭、甚至清朝，也都保持台灣與中國大陸密切關連的角度，才能接上現在的命運。其實他並不否定早期中國與台灣之間的連結關係，「去中國化」的觀念，在這段早期台灣史觀中難以開展，唯一能做的台灣主體歷史詮釋，就是塑立原住民的存在（何須「塑立」？事實的確如此！），標示不同與中國的民族、人文發展，或者小心翼翼地將中國移民開拓史，寫成台灣住民拓荒史。（事實的確如此！）在這地域上、文化上中國與台灣的緊密關係下，回到吳密察的質疑，台灣史的圓圈如何與中國史的圓圈全然割離（何須「割離」？有所區隔罷了！），談早期台灣漢民，如何不談中國西南移民？早期台灣史觀，「去中國化」行之不易，而更重要的進入現代史之後，從日本統治到國民黨統治，讓諸多追尋台灣史觀的歷史學者興奮著，這段期間台灣外於中國的政治勢力之外，無論是異國異族的日本，或者戰敗遷台的國民黨，台灣與中國的政治臍帶關係完全中斷，一個台灣意識形成的時刻。

但是，歷史總是暗藏玄機。從日本統治、國府遷台到今日，日治50年間，台灣與中國並非全無交流，文人、革命家來來往往，並非異國交流的型式，祖國之稱屢見不鮮，到國民黨遷台，數百萬中國移民再度衝擊台灣文化，甚至直到晚進的開放觀光、投資，乃至中國新娘嫁入台灣，情色市場的大陸妹來台謀生，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從未中斷（何須「中斷」？主體有所區隔罷！），，政治詞彙能以新移民詮釋台灣主體的民族融入，但是卻也躲不開文化相互滲透的影響之實，去中國化成為形式重於實質的言詞。政治上的分離，不意謂文化上的割離，更麻煩的是台灣並非新加坡等華人國度，國家的形式與住民的集體意識，早讓華人圈取代中國化的政治、文化論述，當個快樂自由的國度（從小以來，新加坡民主不自由，香港自由不民主）。對於台灣而言，國家的形式被國際現實匡定，離不開含混一中的中華民國，成為維持現狀的最佳保護膜，而眾聲疾呼的台灣共和國，早被美國友人下令噤口，政府高官交相滅火，內部高喊國民主權的台灣意識，也在建國、戰爭、市場、通婚的盤算利益中，成為起起伏伏的統計數字。

那麼，回到台灣史觀，台灣現代史的「去中國化」成為有趣的文字組合遊戲。如果字義內涵指的是「去中國文化」，那麼七百年或四百年的中國文化影響，如何清清楚楚割離，若以晚近百年的分離，標示一個分水嶺，那麼切割完傳統中國化之後的台灣，自覺的本土化內涵是什麼？其間隱含多少西方化？台灣現代史會不會成為櫻花史或可口可樂史，或者會不會寫成內政史或消費史。（很嘲諷，是郭冠英式的囂張！）如果史觀中的「去中國化」根本不是文化定義，而是挪用為政治內涵，指的是「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化」或「去中華民國統治化」的實質意義。那麼前者「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化」依舊是強權嘴臉、國際現實的問題，別忘記「征服」向來是文化統一的手段。那麼後者「去中華民國統治化」只是內部政治鬥爭的手段，新政權不意謂是新國家，它有可能是舊體制的更新接替，一旦新國未立、舊國消去，那也別忘記「接收」也是文化統一的方式。（就只會恐嚇一招啊，那也別忘記「中華民國」早已亡國囉！）台灣史觀並非新意，史明的《台灣四百年》嚐試做過切割，他以台灣人民始終受異族統治為根基，接合「台灣地位未定論」作為台灣不隸屬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的依據，再以民族革命作為建立新國的終極手段，他的台灣史觀標示台灣人民主體意識的存在。但是，革命終究沒來，甚至透過選舉體制，終結國民黨統治，卻終結不了中華民國的存在，甚至在嚴苛的國際現實下，一旦拿掉中華民國的大帽子，台灣只能冒著戰爭風險建立新國，或者淪為無主之地等待中國代表者接收。這道理官員懂得，所以台灣地位未定論不能說，中華民國要時時複誦著，至於台灣史觀呢？離不開中華民國，一談就是1911年起頭，同心圓分不開中國的如影隨行，總不能一個稱為中華民國的國家歷史史觀，就只把台灣一塊地畫上個圈，記載著誰曾來過，讓歷史成為年鑑學派的人文地理風采。

台灣主體史觀應當寫，但是如何寫與何時寫，成為一個必須兼顧國際環境的巧妙問題。此刻，啟動歷史論述機制，又不幸落入政治角力之中，台灣史觀反成當下統治者急欲形塑國民集體記憶的工具，一如國民黨早期的大中國史觀換成台灣民族史觀。但是在這為深化權力正當性的歷史言說中，想說的迫於國際現實不能說，不該說的因為政治利益片面詮釋，歷史被糟蹋，成了四年一換的童話版本，歷史學者如何自圓其說。台灣史觀是什麼？當中華民國丟不得，台灣新國路坎坷，當中華民國前世在大陸，今生在台灣，多元的史觀不該是切割，甚至不該是為政黨利益的分家切割，像是你的國史與我的國史，或者當權者的國史。西方如薩依德、巴巴等東方主義、後殖民觀點下，提出早期邊陲國家、殖民地如何在霸權之後、殖民之後，建立一個自我的本土論述，其間重要的不是急欲建立一個去蕪存菁的新中心，而是正視霸權眼中的他者，或者殖民經驗的模仿混淆之後，一個充斥太多歷史雜音的史觀。史觀建立在雜音之中，我們只能全面釐清，不能片面選擇。（有點像台灣人咧，加油！）

從考試到教科書，台灣史觀無限上綱，中華民國成了歷史的幽靈，前世戰敗了，今生選輸了，於是國不成國，倒成壯膽保命的嘴邊鹹豬肉，該是這樣嗎？歷史服務政治，絕非杜的本意。政治的分離，讓中國始終成為台灣眼中幽暗又隱形的國度，無論她有著何樣的變化，一旦躍上台灣子民記憶的，以前是窮吃香蕉皮、中國正統的篡奪者，現在則是台商殺手、台灣安全的恫嚇者，仇視教育讓我們無法看清這個國度，縱使永不合一，隱去中國的歷史教育，讓我們始終認不清這個海峽對岸的巨大王國，不僅是過去文化的連接，也包含未來商業的生機。（商機？）是的！該編寫台灣史，無論上面是否擺著與中國藕斷絲連的中華民國，無論是在那個意圖分割的圈圈之內，瞭解我們所處的台灣，瞭解曾為祖國的中國（曾為祖國？有很嚴重的語病，從來就不是大部份人的祖國！頂多是我們祖先的祖國！），瞭解現任惡鄰的中國，瞭解未來霸權的中國，歷史學者該是擦亮歷史這面明鏡，止了那些喋喋不休，讓眾人清晰過去、也思考未來。（更像台灣人咧，再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