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12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我曾經在國內外大學任教以及國內外政府機構任職，自一九九二年回台任教迄今一直進行有關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在因緣際會下，我以產業經濟學的專業幫忙反媒體壟斷和反黑箱服貿這兩個運動的理論論述。在這段與國內產官學界互動頻繁的過程中，我觀察到台灣目前存在以下公共治理問題。

（一）聽證程序和內容不正義：

我曾在美國州政府的公共事業委員會擔任專家見證人，審查獨占電力公司之電費訂定。電力公司、消基會和州政府三方各派其委任的經濟學者、工程師、會計師擔任專業見證人和律師，先互相提供充分資料後，在法庭上公開辯論數月，最後才由州長指派的數名委員，根據聽證的證詞決定漲價與否及漲幅。

反觀，我曾受通訊傳播委員會之邀擔任專家見證人，出席蔡明忠購買凱擘系統台案聽證會，事前竟然沒有收到任何相關資料，根本無從審查。後來亦曾以一般公民身分參加該會審查蔡衍明併購中嘉系統台案的聽證會，發現被邀的專家學者一樣是在沒有任何資訊下進行審查；而通傳會在會中簡報的資料更是由業者單方面提供的。

至於立法院的公聽會也是問題重重，我曾經印製五十份的資料帶至兩岸服貿協議的公聽會上，擬發給執政的國民黨立委參考，沒想到他們根本沒有出席。由此，可以想見其他的都市計畫、環保、都更等聽證會，也有類似的程序和內容不正義問題。政府沒有秉公透明地去討論和評估其公共政策的受益人和受害人權益，導致官商勾結，弊案叢生！

（二）政務官沒有擔當：

過去我曾任職內政部營建署，當時署長正在推動太魯閣國家公園的設立，遇到花蓮水泥業者的反對。時任經濟部長的趙耀東先生若僅從其本位的經濟發展角度去思考，理應為業者發聲，沒想到他挺身而出，贊成花蓮的發展應以觀光為主，保育應重於開發，讓人由衷欽佩他的擔當。

反之，觀諸現行政務官則顯得唯命是從。例如我參加立法院對兩岸服貿協議的公聽會時，看到內政部和教育部對此協議的影響評估意見竟是「沒有影響」短短數字。目前房價過高、醫護人員工作過量及薪資過低、食品安全及十二年國教等種種問題，遲遲不能解決，大都也是政務官怕得罪高層和既得利益者，不敢為所當為所致。

（三）公務員不敢說真話：

最近不少爭議政策或弊案，除了政府高層首長要負最大政治責任外，其實相關的技術官僚公務員也不能卸責。或許高層專業不足或無能，但是部屬常本著少做少錯的心態，不敢說真話，預先防患未然。例如國發會過去由某一部門主導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的研擬，在沒有嚴謹規範下擬開放各縣市可以進行土地徵收。據悉國發會其他部門同仁私底下認為此做法有問題，但卻不敢說真話，以致此法案到立法院審議時窒礙難行。

（四）單一選區制度下，立委只聽黨意不聽民意：

    江宜樺擔任行政院長時為回應當時的萬人反媒體壟斷遊行，曾宣示將反媒體壟斷法列為三大優先法案。我們信以為真，沒想到在立法院二讀就被立委們否決掉。我和一些學者在太陽花學運發生的八個月前即陸續舉辦了九場服貿研討會。執政黨立委和其助理都沒有來參加，我於是將研討會研究成果報告做成投影片檔，再以電郵一一寄給他們，仍然沒有得到回應。我因而深深體會到在現行單一選區制度下，立委們只聽黨意不聽民意！

（五）學界和智庫沒有充分發揮建言功能：

    國內政黨和民間有不少智庫，由於大部分智庫的經費來源為政府、政黨或財團，以致常淪為政府政策的化妝師，或為政黨和財團利益說項。智庫的主事者大多為退休的政務官，所用的專家學者大抵都是同一批人。他們或許曾經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有所貢獻，然而隨著國際經濟環境驟變，以及新興科技所帶來的新經濟社會模式，亟需具有新觀念、新思維和新做法的人來提供政策建言才是。更嚴重的是近年來為追求大學排名，國內大部分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忙於撰寫學術論文，沒有意願進行公共政策研究，也不願意接受政府委託計畫，導致多由私立大學在承接（例如兩岸服貿協議的影響評估報告就是由私立商業學院的教授做的），因而影響政府決策品質至鉅。

最後一個問題是主流媒體考量其獲利性（例如怕影響其中國市場等），常自我限縮，做選擇性報導，導致民生社會的重大議題無法被正視或甚至還被扭曲報導。雖然存在上述諸多問題，幸好台灣民間社會還有許多「傻子」積極貢獻他們的專業和心力於ＮＧＯ團體、強大自主的網路鄉民、有熱情的年輕學子、有活力的新興媒體，隨時在監督政府。此外還有不錯的運氣（例張慶忠卅秒和旺中走路工事件），台灣才能走到今天這個田地。

總之，我們除了寄望未來有英明的新總統之外，更要想辦法解決上述的公共治理問題，有更強的第三個政黨來制衡和督促目前兩大黨的作為，才能真正提升台灣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