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微與之期

中日開戰初期，國府唯一的外援來自蘇聯。蘇聯為了遏制日本，對中國的援助可說是真金白銀，給錢給槍。1939年中蘇飛行員曾聯手奇襲日佔的漢口機場，重創日軍。之後蘇聯雖因與日簽訂合約而撤走援助，但日本從未敢小覷蘇軍實力。

對蔡英文來說，今天能扮演昔日「蘇聯」角色的則是日本；而美國還是那個隔山觀鬥，最後才會出手的美國。如同蘇聯因防日而援華，日本理應成為台灣重要外援。不過日本民性遠不如蘇聯痛快，日資企業對中國也多所忌憚，加以台灣親日派歷來多只是日本右翼的尾巴，無法涵括日本民意多樣性，所以台日交流遲遲無法提升到戰略層次。蔡英文應從戰略高度向日本朝野喊話：如果日本想保持東亞經濟均勢，對台技術轉移就不應吝嗇小氣。台灣對日外交也應走出暮氣沉沉的老人圈，轉而面向有批判力及創造力的新日本。

抗戰後期，國府空中支援主要來自陳納德的飛虎隊，這些美國志願飛行員並非現役軍人，卻在戰場上發揮克敵大用。台灣正式邦交國不多，但全世界對中國有意見的好手卻很多。面對強國壓境，台灣不必顧影自憐，只要大膽接合全球超國家的網絡及社群，就會得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協助。舉例來說，單挑美國的史諾登或全球比特幣的愛好者，都是對抗網路控制的倡議者。又如開放大麻與爭取同志權利的社群，   

中日在八年對戰中，日方多次修改講和條件，想以威勢逼和，蔣介石卻以「不宣戰，不認輸，不講和」回應。重慶時期的最大困難不只在前線，還有經濟封鎖導致的民生士氣的凋敝。 尤其在1939前後，法國陷落，而德蘇、日美尚未開戰，重慶面臨最為孤立的時期。延安的林彪甚至用一個「熬」字，來形容當時抗戰的艱難。

據北京說法，若民進黨執政不遵守九二共識，就會「地動山搖」。從經濟面來說，可能是陸客消費與台商收益遽減，甚至是島內大型投資下降，就業與薪資提升更形困難。但如此種種，比起失國半壁內外交逼的蔣介石，實在算不了什麼。中日戰爭重創沿海城市，但蔣卻藉着撤退到大後方，清理川滇黔的基本結構。蔣提倡「抗戰與建國結合」有一定道理；重慶八年，國府的人才培育基本沒有中斷。

面對中國的合圍，蔡英文應把握時機重整台灣經濟體系，戒除以往只會用大型開發拉動內需的癮頭。對於有以待之的治理者來說，緊縮是改革的良機。而重慶後期為人所詬病的「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再次輪替後的民進黨人，更要戒之慎之。

重慶的蔣介石打不贏日本卻要拖住對手，而拖的目的是要等國際情勢的改變。先是歐戰爆發，接着是軸心三國協約，最後是美日開打。蔣的戰略假設就是「把中日問題與世界問題一起解決」。回到兩岸，台灣蔡英文頂住中國的戰略想像是什麼?

即使八年後，中國毫無懸念地會繼續存在。爭取四年或八年台海的平穩，對中國轉型至關重要。台灣首先要避免成為對岸極端民族情緒的出口；其次讓兩岸的爭議，在國際的架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最後等待中國內部，醞釀足夠的能量啟動政改。台灣以民主的價值促動中國轉型，將得到國際體系的廣泛支持，這才是當前兩岸相持的戰略意義。中國若干犯國際秩序，最壞的下場可能像蘇聯一樣，歷經國土分裂與長期內耗。中國若能和平轉型，美國將分享東亞的領導權，甚至不無可能共組太平洋的北約體系。

回顧重慶時期的美中關係，對今天的台灣也頗有警示的意義。抗戰前期，日本侵華所需的石油及打造彈藥的鋼鐵，大半都是從美國進口。美國直到日本南下威脅菲律賓及南洋石油，才對日禁運。東亞均勢離不開美國，但過於期待美國的善意，必定下場悽慘。台美的軍火買賣是爭取大國信任的暗語，但絕不是安全保證；更何況，今天北京還是美國的主要債權人。

重慶的蔣介石，用的是兵法中的「微與之期」，也就是「不要輕易與敵約期決戰」。如何用同樣心法面對九二共識，值得蔡英文再三深思。

四、政治的三角結構

重慶的蔣介石，除了抗日以外，還要面對延安毛澤東與南京的汪政權，兩者背後都有大國撐腰。當選的蔡英文在面對北京之外，島內還有親中的國民黨與抗中的激進派。如果我們穿越時空形象地說，卸任後馬英九像是言必稱九二共識的汪精衛，台北的柯文哲則像嘻皮笑臉的毛澤東。而國民黨的傳統勢力，就像北伐前後殘餘的軍閥勢力；在陸居留的上百萬的台商台幹，則有點像淪陷區的親朋老友。

蔣對汪政權的處理分為上下兩手策略。對汪政權的上層人物，重慶政府堅壁清野斷其後路。但對於為保存實力而被迫加入偽軍的將領，以及淪陷區的中下層官員，蔣介石卻能有同情性的理解。不但透過地下組織保持聯繫，且不以「非忠即奸」的二分法苛責。蔣的彈性的作法很大程度掏空了汪政權的正當性，也解消了日本逼降的政治攻勢。

對蔡英文來說，清理國民黨不當黨產與政治獻金，是必須上綱到轉型正義的原則問題；但對於農漁會或婦女會等傳統國民黨外圍組織，則必須有更多的耐心與新血投入，在每個具體的社會領域，迎戰對岸對人心的收買。

蔣介石從沒放下對延安的戒心，但他卻從未真正了解延安醞釀的重大變化。從1927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就在三灣整編重建紅軍，把黨支部建到連與車間一級。在延安窯洞裏，毛一方面對史達林聯蔣抗日陽奉陰違，同時也透過整風與再教育，建立了足以一爭天下的剛性黨組織。日本學者遠藤譽研究史料後發現，延安在1938年，還透過上海的情報頭子潘漢年與日本佔領者聯繫，不但接受經費補助，也提供打擊國民黨的訊息。這種行為既是對抗戰的背叛，也干犯第三國際統一戰線的大忌。但對於毛這般的實用主義者，鬥垮對手的手段不必有底線。

蔡英文若仔細回顧蔣毛汪的三角博弈，想必對選後的台灣政治會有不同體會。未來藍營的頭面人物一定還會遊走兩岸對台北施壓，但民進黨政府要消化國民黨的殘餘力量應非難事。真正難的，或許是搞懂柯文哲所代表的社會力量。

重慶時代的蔣介石無疑是個民族主義者，是全中國抵抗日本的象徵，但最後在內戰中，共黨的宣傳卻成功把「反蔣」與「反美反內戰」畫上等號。共產黨絕不只是口號動人，上海等大城市的年輕人會奔赴延安，昆明的教授學生會反獨裁反內戰，還是因為他們對未來的想像，與蔣委員長出入甚大。

所以未來若看到「兩個凡是」的柯文哲與對岸互動頻繁，或是太陽花世代到對岸創新事業，綠營的支持者千萬不用大驚小怪。新世代的光譜及經驗值已經超過原來的藍綠分布，他們可能認為台獨就是天然狀態，但也不會看不到對岸龐大的經濟機會。未來蔡英文與台北小延安之間的競爭，不是在國族認同中決勝負，卻會在經濟與兩岸的想像力上見輸贏。

蔡英文該謹記，最後讓蔣介石離開南京的，不是汪精衛而是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