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一月，美、英與中國訂定平等停約，同年十二月，蔣中正與羅斯福，邱吉爾共同簽署（？──事實上沒簽啦！）開羅會議宣言，決定日本所佔取的中國領土--台灣、澎湖、東北，都要歸還中國。陷入戰爭泥淖的日軍需要軍費，於是加緊向全 人民索取黃金，不供出來就是「國賊」，並派人來家搜查。隨全島進入戰爭管制，連食物都開始分配，「台灣文化協會」己無餘力抗爭，從此銷聲匿跡。而代表台灣知識界抗日力量的台灣新民報【主要人物林獻堂、羅萬車、楊肇嘉、總主筆為楊雲萍】也在皇民化政策下被迫停刊，壽命僅五年。
　  皇民運動施行更徹底的是學校的教育。隨著軍國主義越劇烈，教育的內容也隨日本國策而變化越明顯。不但每天朝會仍要向北鞠躬，拍掌遙拜天皇，還增加實施類似軍事的訓練，日據時最年輕作家葉石濤說，二次大戰末期他到小學當教員，朝會時校長訓話三十分鐘，內容總是「要為天皇而死」，全體小學生立正不能動，然後不斷重複踏步走操場，隨著時局惡化，有些法西斯傾向的教員把憎惡中國的怒火，發洩在兒童身上，被打耳光以致中耳炎。生活在此時，自覺「好比雙重人格的人」，在公開場合裡，言行是日本人，回家就把有關日本的一切關在門外，過著說台灣話，聽中國傳統故事、閩南風格的生活。由於急於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殖民政府開始強迫性的義務教育，就學律高達89﹪，甚至還將培養師資的師範學校，升格為專科程度。
　  台灣人在台灣固然過著徬徨的歲月，然而流落在大陸的台灣人，大多數際遇更艱辛。台灣人民並未捲入殺戮戰場，卻在中日兩方仇視的怒火中，背起難堪屈辱的擔子。作家林海音形容，當時日本人視台灣人為「中國間諜」，而中國人視台灣人為「日本間諜」。原來日本人從清末就已在大陸利用治外法權，保護台灣流氓在大陸走私、開鴉片館與賭場，從早期的福建，到後來作惡沿海各城市。這些已被大陸居民嫌惡的「台灣呆狗」，不但破壞了治安，也被日本利用為間諜，遭中國政府懷疑。有一些手段靈巧的台灣商人，卻能在這樣政經奇特、族群意識錯綜複製的世局裡做生意，建立日本、大陸、台灣的三方關係，深耕人脈，從中取利。
　  戰爭劇烈，台灣物資缺乏，許多地方的古砲也被拆去煉鐵。（現在許多古蹟如基隆海門天險，淡水滬尾北門鎖鑰都只空餘砲台的石基，不見古砲）。失去自由的台灣人民，隨戰事激烈，進入戰時總動員管制體制，殖民政府勒令停止生產一切非戰略物資，衣食緊縮、實施配給制。糧食越來越缺乏，每人每天分配食物才0.4公升，五百六十萬人在生死線上掙扎。老百姓到處設法找黑市物資，農產受空襲與人工短少（被徵兵）影響而減產。然而軍方仍在搜索糧食。日軍把搜到的物資，全都貯藏在各地深山地下，軍用米、軍用雞、鴨、魚、豬，一應俱全。由於美軍奪下菲律賓，軍方急於將台灣要塞化，動員六十歲以下的所有民眾挖地下壕、築戰塹、隱藏物資、準備萬一美軍登陸台灣，日軍可以在深山打游擊戰。殖民軍方、警察與官員這時都好似失去理性，台灣人民稍有懷疑就會被指為「非國民」，大家只得隱忍自重，求活即可。例如：吳濁流羈留在台北，不敢回鄉下，深怕無業者會被動員到更危險的高雄地區，他開始寫他醞釀已久的小說「亞細亞孤兒」，每寫兩三章就藏入煤簍中，隔段時間就帶回新竹鄉下存放。做為一個心情抑鬱的知識份子，他只得在這篇小說中，以台灣連翹這種生命力堅強，只要有個能探頭呼吸的地方，就匍匐蔓生的植物來鞭策自己，另以無花果默默開花的精神自我期許。整本書用意在說明台灣人的命運，求生欲望旺盛，意志堅強不屈服。
    台灣民間企業在這段期間內被大量兼併，如陳田錨父親陳啟清的新興製糖，由於戰爭期間生產所需的設備材料如電線，都需仰靠申請，被總督府下令由第一大的台灣糖業會社(三井集團控制)兼併。台灣人的金融機構也面臨同樣的命運，中部林獻堂發起的大東信託，以及北部顏家發起的台灣信託，都分別被納為殖民政府的台灣銀行關係企業。1944年美軍B-29轟炸機實行全島大轟炸，每天來兩三次，被跑警報的台灣人稱為「定期班機」，先炸倉庫、再毀設備，尤其是軍事設施與物資，包括生產酒精的各個糖廠。四百六十家糖廠大多被炸成廢墟，只剩十六座(戰後為台糖公司修復)。二十七萬戶用電全部中斷，台北防空洞被擊中，六百人死亡。日軍所佔的塞班島、硫磺島、琉球一一為美軍收復，日本本土緊張萬分，日本軍機開始出現衝向盟軍軍艦的自殺式行為，以求敵我俱毀，美軍也大力轟炸日本。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長崎丟下原子彈。8月10日上午7時50分，日本投降，由東京傳送英語廣播到重慶。這個消息的發出並不容易。當日本天皇面對廢墟般的國土，與節節敗退的日軍，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預料英語國際廣播會被軍方阻撓，所以外相東鄉茂德直接核發。因為日本軍事當局，尤其陸軍方面，主張決戰到底，就在這個廣播不久之前，陸軍大臣阿南惟幾還向國內國民廣播說：「就算是嚼草根，吃泥土，伏屍原野，也要戰鬥到底。」台灣島上人民足足遲了六天才知道這則喜訊。只有少數人在相互密談說，8月15日日皇首次播音，然而雜音很多，聽不清楚，判斷可能發生某種事故。8月16日，台灣人民終於讀到報紙號外，但由於懼怕警察，也不敢大聲歡呼。
    自尊心、榮譽感以及對美好未來的熱烈期望，塑造了台灣人民在中國政府尚未到台灣接收前的兩個月真空期間，表現最珍貴自重的一面。大家在各街各庄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既無報酬也無任何人命令，自動擔當起各地治安工作。從都市以至鄉下各角落，男女自動學習國語，已懂國語的人，自動當教師，無報酬開講習班，處處充滿重建自己國家的新興氣氛。至於在台的日本人，自負比台灣人優秀，於是雙方在潛意識中做精神上的競爭，共同維繫社會秩序，並且台、日人民之間互相安慰，互道珍重。
    九月六日，長期抵抗日本的林獻堂，以及其他五個人的功績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視，於是代表全島六百萬人，參加國民政府在九月九日由何應欽將軍主持，在南京舉行的受降典禮。台灣光復兩年（1947年），吳濁流在他「黎明前的台灣」一文中寫道：「說什麼外省人啦，本省人啦，做愚蠢的爭吵時，世界文化一點兒也不等我們，照原來的快速度前進著，因此我們與其嚅嚅不休於那些無聊的事，還不如使台灣成為烏托邦。比方掉了東西，誰都不會撿去；不關窗戶而眠，小偷也不會進來；吃了生魚片也不會有霍亂、傷寒之虞；在停車場沒有警察維持秩序，大家也很規矩地上下車；沒有人會弄髒公共廁所；做任何事都不會受人監視；走什麼地方都不會受警察責備；寫任何文章都不會被禁止出售；攻擊誰都不會遭暗算；聳聳肩走路也沒有人會說壞話，……這樣努力建設身心寬裕而自由的台灣就是住在台灣的人的任務，從這一點說來，是不分外省人或本省人的。」

◎補遺：

1.一九二○年以前台灣的粗出生率每年約在千分之四十左右，一九二六年以後生到千分之四十五左右，但粗死亡率在一九二○年以前約在千分之三十左右，但在一九二一年以後的粗死亡率猛降為千分之二十左右，由此可知台灣的醫護及公共衛生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所以人口自然增加率從十九世紀的千分之三，急速增加為千分之二十五左右。
2.台灣人的平均壽命，在一九○六年男性為二十八、女性為二十九；一九四○年時提高為男四十一、女四十六；相較中國人在一九四二年男性三十四歲，女性三十八歲；日本人在一九三六年時男性四十七歲，女性五十歲。由此可清楚觀出從滿清到日據，台灣這個社會生活品質的提升。

3.乃木總督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命令在島內的十八處地方設立醫院，置於地方官的管理之下，進行診療。在七月聘請英國人Burton William Kinninmoond為台灣總督府衛生工程顧問技師，負責台北等地地上、地下水道的設計與施工。為了防止法定的傳染病如霍亂、傷寒、天花、赤痢、猩紅熱、白喉、腦膜炎等以各種防疫措施，並在各街、庄都安排定期預防接種，同時也公佈防遏效果。同時對畜牲也進行牛疫、豬瘟、狂犬病之撲滅，也公佈發生地、畜獸類、病名屬發生數、斃死數、撲殺數、現存數等資料，以防止蔓延。加上嚴密海港檢查，防止外地疫病傳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