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糖業在十年後組成聯合壟斷，成為台灣最大產業。供應日本國內有餘，還供外銷，1920年代台灣總外銷金額2.5億日元，砂糖就佔了一億，其中98﹪出自機器製糖。其中三井、三菱、藤山合稱台灣糖業三大，產量佔全台糖業四分之三，支配全部耕地的過半數面積，以及幾乎全體的台灣農戶。糖業促使殖民政府開辦工業所需的電力、機械、肥料、水泥、挖煤、掘金。這些產業在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景氣大好，以及接下來侵華戰事需求下，越來越發展。到1920、30年代，公司家數已由1898年的三家，變為八百多家，資本額由一千萬日元，變為六億。

二十世紀後日本企業以巨額資金進入台灣，不久就將台灣人相傳已久的家庭式企業完成淘汰。重要行業，從香蕉到鴉片，都由日本獨佔銷售。例如日本財團三菱獨佔樟腦，三井傳賣鴉片，成為總督府大筆收入來源。總督府鴉片收入最高峰曾達四百多萬元，佔經常歲收的三成。專賣也做為政府獎賞，例如辜顯榮等協助總督府行政的仕紳，獲准賣鹽。日本政治在台的鴉片政策，最令人詬病，1897年認可鴉片吸食者共五萬五千人，1900年追加到十七萬人。日本當局在今台北市南門附近設立鴉片專賣製造工廠，佔地幾千畝。1929年，蔣渭水領導的「台灣民眾黨」向日本政府抗議，日本當局對抗議悍然拒絕，「台灣民眾黨」就直接致電向日內瓦國際聯盟本部控訴。國際聯盟於是派員來台調查，日本人這才起了恐慌，急忙成立戒菸機構--更生醫院，由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擔任局長。
　　殖民政府規定，台灣人成立公司，必須有日本人參與股份，並且控制經營權，台灣企業家只能出任董事，無法握有實權，企業裡的工作，如總經理、廠長以迄庶務課最基層單位係長〈科長〉，全為日人出任。普通人最多只被允許做小商人，不准從事生產事業。

佐久間馬太繼兒玉之後任台灣總督，在任期間以鎮壓威服原住民為主政業務，被稱為「理番」總督。台灣原住民分布面積佔全島一半，並擁有豐富的森林與礦產資源。因此「理番經營」成為殖民政府取得財源的重要政策。
　　平地的土地調查整理完畢，同時又為了便於「理番」，1910年以後，殖民者又花了十六年時間調查林野，整理官有林地。依據林野調查的結果，規定凡是「未有所有權狀以證明所有權的土地，或無其他確證的山林原野，一概視為官有地。」結果九成以上的台灣山林被查定為官有定，而且一概撥給日本資本家，並立法保護。殖民政府派出二千名林業專家，遠離家鄉，足足十六年在台灣高山峻嶺間，地毯式測量樹木，並予以分類、整理，繪出一區又一區當前的林相圖，以及未來應如何發展的規劃，累積厚厚四大冊施業案（施政計畫書）。這套林業施政計畫在台灣光復後，仍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沿用。
　　日本林業政策仿自當時最出色的德國，以造林、植保安林、保持國土為重。殖民政府較重視造林的工作，規定每年砍樹量不能超過造林量，這與光復後重視伐林賺取外匯正好相反。這種重視國土林業的政策，使得台灣在光復初期仍然古木參天，林木茂盛。
　　對於原住民，殖民政府延續清代留下的防「番」措施—隘勇制度，在台灣設了約一千九百所隘寮，又埋設地雷，裝置電流鐵絲網，來限制原住民的活動範圍。此外以法令封鎖一般人民在番地的任何所有權或佔有權，一般人也不許跟原住民通商。各種法律，如民、刑法，都不適用於原住民地區。總督府以強制手段要求原住民徹底改變生活方式，並強行逼使原住民對日本認同，因此原住民與殖民政府的衝突一直不斷。1930年10月爆發的霧社事件就是其中最嚴重的一件。二百名原住民衝進霧社公學校運動會場，襲擊警察駐在所職員宿舍，總共殺死124名日本人，另外誤殺三名穿和服的漢人。總督府立即出動一千二百多名警察，八百名軍人和一千五百多名腳伕，趕往鎮壓，使用山砲、飛機投擲毒氣彈。最後1400名泰雅族只剩230人。
　　霧社事件前後發生兩次，震驚日本本國，逼使從石塚英藏總督以下一連串高官引咎辭職，也促使殖民政府修正「理番政策」，從經濟型態生活方式以及教育醫藥措施，予以懷柔同化，造成原住民的文化大量滲入日本文化。例如將原住民集體遷移至適耕地區，教他們放棄打獵與放火燒山輪耕，而學習定點耕水稻。甚至把原住民住屋，改成日式土壁草屋。「理番政策」的確為日本帶來極大好處，原住民青年的生命被利用殆盡。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佔領菲律賓等地，就徵召一萬多名（幾乎原住民二成人口）原住民青年，組成「高砂青年隊」，利用他們擅長在密林活動，為日本人役使在叢林作戰，或成為背運貨物的軍夫。

1920年代前夕，日本對殖民地（台灣、朝鮮、滿州）的統治改策，轉向強調「一視同仁」的同化主義。
　　在教育上特別注重：（1）以生活教育來改變生活習慣與精神，（2）像訓練軍人一般，嚴格灌輸人民「忠於天皇」的思想。這跟向來大部份中國人所謂教育，就是熟讀經書詩賦，以參加考試求取功名有很大的不同。
　　生活教育強調實踐，甚於背誦課本上的知識。日據時代靜修女中每個學生都要到禮節教室上禮儀課，正坐（跪坐）在榻榻米上一小時，學習吃飯、作客之道，以及守時、不隨地吐痰，擤鼻涕等生活習慣與態度。學校也結合家庭，共同教育青少年，各學校規定，學生課餘看電影，需有家長陪同，校際聯盟派老師輪值到電影院巡查，抓到違規者就記過處罰。日本深切體會強國必先強種，因此在教育中非常強調體育科目。台北醫學校日籍教官每週授課體操四小時，包括棍棒操、吊單槓、晨洗冷水澡。日本的東洋劍道，也引用為體教育課程項目，除了練身體，也注重精神薰陶，將武士道裡的「忍」、「專心」、「修身自律」傳給學生。
　　除了學校之外，日本改府對紀律、秩序、整潔的要求也在整個社會裡貫徹。例如日本人要求農民栽種蔗苗，必須像軍人般排列整齊，製糖社派出職員，教台灣蔗農先將三寸長竹枝依序連接放在田裏，再依序拿起來，在遺留空位上依次插入蔗苗，如此反覆做完，放眼過去就是蔗苗排隊。並且，執法者以身作則，因而社會上無形有股規範，約束人民有個價值觀，不去做會丟面子的事，形成知恥的文化。日本殖民教育，隨日本國內不同要求而修改策略。據台前期以同化為主，開辦少數講習所與公學校（國民小學），教台灣學習日語，但不禁漢語文，也不強迫剪辮子。但對日抗戰起，開始高壓實施「皇民化」時，才全面禁絕漢文。
　　1919年殖民政府為了安撫日益高漲的民族情緒，宣布台灣教育令，取消日本人與台灣人分校就讀的制度，表面上給與台灣人平等就讀的機會，實際上台灣人讀書的機會仍然被嚴格限制。如台北州立第二中學，當年只准一百個台灣人入學，平均一個中學只有一個台灣小學生能夠入學。日本對於台灣的教育重點，自始至終都採取現實短利的做法，只種實學，培養忠心守法國民，而避免開啟殖民地人民思想，所以禁止台灣弟子學習政治學、法律學、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這與經濟殖民改策「盡量開發」正好相反。
　　
◎補遺：唐山人重返台灣
1.在返回原居地(中國)之後的唐山人，發生了對原居地的水土不服現象，原本以唐山人或以統治階層的身份居住在台灣，日本人一來不用說主動的奔回中國。但卻因長年居住在台灣，行為舉止上、思想觀念上與老鄉的親友大為不同，況且回中國的大都屬富戶，希望在中國的生活亦有如在台灣的享受水準，引起自己的親人視為外人。過去居住在台灣時常自稱是唐山人以有別於本地人，因而不願溶入台灣本地人的社會，至此方知自已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過去的思想是極度的錯誤，於是興起返回台灣念頭。

2.又台灣總督府宣佈以二年為期限准許台灣人各將產業隨意轉移。也就是尚可搬回台灣，不少返回原居地土紳及富豪紛紛遣其族人或親攜眷屬返台。例如一八九七年初，已回廈門定居的林維源(林本源家族，在台灣民主國期間被推為台灣國會議長)遣送其子林嵩壽，又林維源之弟林維德亦將其子林鶴壽等及族人返台，而回漳州的霧峰林朝棟(曾經代替滿清政府屠殺施九緞起義民軍的前清副將)則遣其四子林子佩（賢鏘）返台。台中首富林輯堂、台南陳望曾之族人、基隆江呈輝之弟江呈棟及家眷等亦先後離棄大陸，重新歸返台灣。又因廈門地區黑死病流行，加以返回原居地士紳仍有親人在台，于是不少士紳不得不相繼攜眷返台，像艋舺生員陳時英、陳作淦、陳時夏、張揚清、白汝捷等均是。也有不少返回原居地的土紳及富豪，內心中極度的掙扎，徘徊在廈門的碼頭不知是否該承認過去的錯誤而再攜眷屬返台。
3.這就是移民來台灣的唐山人，他們經過了一代、二代、三代，也是無法認同唐山原鄉的父老及鄉親，他們已經變成是台灣人而不再是唐山人了。「生活下去才是最實際的」。到了一個新的環境之後，第二代的人必然的、也必須要本土化，這不僅當時台灣的現象而是全人類的一個共通現象。
4.況且唐山與台灣的關係有諺語、用詞來說明二者的關係
「金門不認同安，台灣不認唐山」、「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唐山虎」、「唐山客，對半講」這是對唐山人的形容，也就是在生活習俗上有顯著不同所發出的諺語。 以「開台祖」取代「唐山祖」如開台媽祖、開台聖王。又客家語對「唐山」一詞也有另意，如「返唐山」是罵人「去死啦」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