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殖民政府據台初期，不急於普及一般平民教育，所以入學率長期偏低，1899年至1918年間，只有15﹪台灣弟子國校畢業，習得日文與常識，而回到家中經商、務農、任技工、或在殖民政府中擔任譯員或雇員，幾乎無所謂社會流動。後來為配合殖民政府的公共衛生，與培育本地日語師資兩項政策，而成立醫學校（台大醫學院前身），與國（日）語學校，另外為訓練低級技術人員，設有農、工、糖業講習所。日本對於台灣推行中等和高等教育並不積極，尤其是台北帝大到1928年才設置，而目的也是為了培養侵略南洋的人才，因為台灣在地理位置上緊鄰中國華南及南洋，對於這一帶調查研究，可做為日本南侵之用。
　　會涉及民權自由思想的文法科，台灣幾乎沒有機會就讀，1935年台北帝大139名學生，台灣只有29人，1945年（台灣光復），台北帝大1666位學生，台藉322人，大部份就讀農、醫科系。由於其他求學導管道被阻塞，當時社會上領導人物，或傑出通才人士，例如抗日領袖蔣渭水，細菌學專家杜聰明，畫家楊三郎，郭柏川，李澤籓，作家楊逵，吳濁流，以及鼓吹婦女放小腳的醫生黃玉階等，都出身醫學校或國語學校。

殖民政府及及開發台灣現代化，但並非為了台灣居民的幸福，因為各種建設完全依當時日本國策而動，由總統督府執行，台灣本身利益，以及台灣人民的意志，並不允許發展而且政策上一直被刻意排除在外。隨台灣經濟發展，受過漢文與日本新式教育的地主富豪，以及中產階級，覺悟台灣產生那麼多利潤，人民卻未分享到一點好處，於是結合一批日本大陸留過學的知識份子，而紛紛起來抗議殖民不平等待遇。因為他們不只接觸中國文化，也接觸到當時世界思潮「民族自決論」社會主義理論，思想已開拓。
　　這些人一方面以「文化協會」（一九二一年，蔣渭水和林獻堂等人組或「台灣文化協會」，在成立大會上蔣渭水做了如下的演說：「台灣人現實有病了，這病不癒，是沒有人才可造的，所以本會不得不先著手醫治這個病根。我診斷的結果，台灣人所患的病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治療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治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研究並施行治療機關。」）的形式，一方面在台灣從事民智啟蒙運動，一方面進行要求參政權運動，向日本國會請願爭取設置台灣議會。
　　當時台灣知識份子的抗日民族運動，可分為兩大派，一派以林獻堂為首（林獻堂出身台灣第二大地主霧峰林家，為了向殖民政府爭取平等受教育的權利，1914年發起創立台中中學運動，由霧峰林家，板橋林家，辜顯榮等二百多位台灣士紳捐資二十四萬八千多圓，創立第一所專收台人子弟的中學。一次大戰後，民族主義蓬勃，1920年赴日結合台灣留日青年組成「新民會」，並擔任會長，展開歷時十四年共計十六次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直到「皇民化運動」時被打壓沉寂。「新民會」後來也發行「台灣民報」，做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言論與啟蒙機關。一九三七年台灣民報發行五週年時，己突破五萬份，與日系的最大報紙「台灣日新報」抗禮分庭。），走議會路線。另一派以蔣渭水為首（有「台灣孫中山」之稱的蔣渭水不僅是位領導「倡民權、爭平等」的非武裝抗日運動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受歡迎的醫生以及成功的商人，經營春風得意樓。但卻非豪門子弟，年少時當過工友。二十一歲（一九0五年）考入台北醫學院），走社會運動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