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主席代表新一屆國家工作人員講話很好，他強調“堅持民主法治”得到人民的擁護。作為一個60多年的黨員和記者，我覺得落實胡錦濤的承諾，應該從改革黨的宣傳工作開始。宣傳工作不改革，將成為中央一再號召的“解放思想”的禁錮，禁錮不開，思想就不能解放；思想不解放，中國就不能前進。
　　我們黨的宣傳工作歷史悠久，為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很大成績，本人參加共產黨主要是讀到黨出版和秘密傳閱的進步書刊。毛澤東早期關於抗日戰爭和號召建立獨立富強民主自由的新中國的著作，使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願冒生命的危險追隨共產黨鬧革命。據我所知，像我這樣的人太多了。可見宣傳工作威力之大。
　　“宣傳”這個辭彙我們用得很頻繁廣泛，但“宣傳”的涵義是什麼，有哪些規則，這些規則的利弊如何，是通過什麼程式和由什麼人定的，有什麼法律和理論依據，可不可以探討改革，如此等等。對這許多問題，過去都沒有深究，因為探討本身就可能觸犯禁區。現在領導宣導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應該是打破這個禁區，探討改進宣傳工作的時機了。
　　先從字面的意義談起。“宣傳”是個中性的辭彙，意思是向公眾傳送資訊或發表意見，本來應該反映客觀事實和揭示傳播真理。但事在人為，它可以用來傳播事實和真理，也可以散佈謬誤和謊言。作為一種政治手段就不免被濫用為政黨或個人的主觀意志服務而失去或損害其客觀性和科學性。
　　在我國，“宣傳”是一種官方的政治權力。這種傳統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開始的，共產黨執政後也如法效仿，兩家大概都是從蘇聯學來的，除了各自的機關報紙雜誌等以外都有統管全民的官方宣傳機構。臺灣早已取消了這種制度，而在中國大陸，這種官方宣傳領導機構的權力越來越大，問題也比較多。
　　第一，我們宣傳工作中最大問題是宣傳權由權力壟斷，要求全國“輿論一律”，和最高權力保持絕對的一致，不許發表不同政見，違反者報刊書籍被沒收查禁，編輯作者被警告處分撤職，甚至被拘留查辦。傳遞資訊發表意見交流思想是每個公民應有的權利，不應該成為特權，只許一家獨佔。國家可以根據工作需要並通過一定的法律程式將某些物質的東西收歸國有，但不可以隨隨便便由權力機關將人民的精神權利尤其是思想言論自由收歸國有或黨有。然而，要求十三億公民只有一種聲音，不僅違反憲法，而且聽起來有點荒謬，實際上也辦不到。
　　第二，中國傳統思維中缺乏平等的觀念。官本位、等級制普及各行各業，宣傳領域也不例外。現代文明國家的新聞傳媒的社會地位不比黨政工作低，只有社會分工的不同，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們受到國家的保護和社會的尊重，可以充分發揮傳遞資訊、發表評論、批評官員、監督政府的功能。美國《紐約時報》揭露國防部擴大侵越戰爭的計畫促進了這場侵略戰爭的結束。《華盛頓郵報》兩個記者揭發白宮違法的“水門事件”，將美國總統拉下馬。可見媒體的積極作用不可低估。中國新聞傳媒地位很低，沒有自己的獨立性，傳媒工作者也失去了獨立的人格，成為權力的工具。宣傳主管部門的官員可以不講法，往往不講理，一個秘密電話就可以封殺文章和書刊。這是很不正常的。
　　第三，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是實事求是，宣傳報導的基礎是事實，應該客觀全面如實反映真實情況。但實際上我們的宣傳在許多時候，並不嚴格恪守這個原則。本人在新華社總編室處理稿件時，深有體會。二戰後西方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民生，從恢復到發展，突飛猛進，而我國被遠遠地甩在時代的後面，正處在十分困難時期。但我們那時的宣傳方針是大喊東風壓倒西風，我們一天天好起來，西方一天天爛下去，竭力誇大近代文明國家的缺點和問題。美國宇航員首次登月這種人類破天荒的創舉和轟動一時的新聞，我們沒有報導；由兩個基層美國記者對白宮違法活動的揭發導致尼克森總統下臺的“水門”事件，我們不予報導。對這些重大新聞的處理，都是根據中央指示照辦。對外國的工會組織我們斥之為“黃色工會”。對一些反對獨裁專制受到世界尊敬的民主領袖人物如波蘭的瓦文薩，捷克的哈威爾等，在宣傳上受到中國的冷落。蘇聯東歐的解體明明主要是由於那些國家的人民對專制統治的反抗鬥爭的勝利，我們的宣傳報導不但不站在各國人民的立場表示歡迎，反而硬說是美國干涉的結果。
　　第四，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党的優良作風，但在媒體上往往是党領導不歡迎批評。許多獨立思考，對人民和國家的利益高度負責的好心人，發表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黨的觀點政策的意見，反而被劃為階級敵人、戴上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到打擊迫害。改革開放已三十年，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進步很大的改進，但我個人認為，我黨我國意識形態領導部門的基本思路與基本做法變化不大。胡耀邦執政那段好了許多，1989年夏以後差了許多，近幾年又好了一些，我們的一些宣傳管理部門，至今公開宣傳和諧社會，秘密推行階級鬥爭為綱，對不同意見如臨大敵，不便公然出手，內部指示務必消滅于萌芽之際，不敢明文傳達，就用口頭通知。對互聯網的資訊也不惜國家財力，利用先進技術，加以封殺。
　　第五，宣傳自己的信仰主張是正當的，但任何理論或主義都不是唯一的絕對真理，需要在實踐中檢驗修正和發展，不能禁止討論批評質疑或否定，更不能動用國家專政手段強加於人。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在胡耀邦領導和鄧小平的支持下，確認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理。這個歷史性的轉化來之不易，它為中國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我們宣傳部門對理論問題的態度還沒有多大改進，還不斷地反復。
　　根據有關資料，1896年中國出版的《強學報》就提出民間辦報有助於“廣人才，助變法，增學問，除舞弊，達民隱”。1902年梁啟超指出“學生日多，書局日多，報館日多乃影響中國前途至關緊要的三件大事”。1912年孫中山認為“言論自由，各國憲法所重，從善改惡，古人以為常師”。邵飄萍辦的《京報》以“探求事實，不欺閱者”為第一信條。國民黨的元老于右任1910年也指出有獨立之言論，然後才有獨立之國。這些歷史資料表明在這方面，我們的先輩們早有許多好的見解。
　　美國對外的霸權主義不得人心，對內民主制度也遠非完善，但他們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也不是偶然的。僅舉一例。美國憲法1788年被國會批准後，在人民廣泛的抗議和強烈要求下，1791年增補的第一條修正案就明確禁止國會制定妨礙人民言論和信仰自由的法律。這一條很厲害。它防止了美國走向專制並為美國人在解放思想、發展自然和人文科學開闢了寬廣的道路。
　　應該老實承認我們的差距和弱點。公道地說，這種情況並不完全是意識形態管理部門之過，但它確實很不得人心。中國要迎頭趕上時代，這些意識形態管理部門必須改變職能，從思想員警轉為文化園丁，愛護和培育中國大地上的思想文化園地，讓百花盛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