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26

然而即使如此，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仍然是晚清以來前所未有的。 例如，中國對周邊傳統上的藩屬地區（朝鮮、越南、蒙古等），歷來有很深的干預，但自晚清至抗戰，所有的干預都是失敗的，所謂失敗，倒不一定如一些"強國夢"者那樣，僅指未能保住藩屬甚至變藩屬為領土，而是說凡是中國支援的力量都遭到失敗，而中國反對的力量卻獲勝，即結果都與中國希望的相反。 但1945-1946年間的中國軍隊入越受降，則改寫了此前的歷史。 這次華軍出國接受敵國投降，不僅是近代以來空前絕後之舉，而且直接導致了中國當時支援的越盟在中國受降區內因中國軍隊的暗助而坐大，後來終於打敗法國支援的力量，使越南民主共和國獲勝。 但是，由於1949年後接著支援越盟的是新中國，而臺灣的國民黨由於反共而成為南越的支援者，於是越南、大陸避談國民黨之「功」; 而臺灣避談國民黨之"過"（這裡的功過指價值判斷），大家後來都很有趣地一致迴避了這一段歷史。 但是越南後來偶爾也承認：「因為華軍在越南16度線以北，因此法軍還未敢涉足侵犯」，他們才有了站穩腳跟的可能。 （《胡志明的呼籲》，河內事實出版社，轉引自王小紅：《1945年中國軍隊入越受降對鞏固新生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有利影響》，廣西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而在由英軍受降的16度線以南，情況完全兩樣。 中英分別在越南北南兩方受降的結果，是後來出現了北越與南越，正如蘇美分別在朝鮮38度線北南受降的結果，是出現了兩個朝鮮一樣。 近來中國青年學者也開始涉及了這一問題，提出了"1945年中國軍隊入越受降對鞏固新生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有利影響"之觀點。 （見王小紅前引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筆者近年在臺灣查閱檔案時，覺得這個問題很值得一談，這裡不便展開，僅簡述我的觀點： 其實入越受降前，重慶政府的情報已經表明越南存在著多個反日派系，其中越盟最有實力，中國此前與他們已有聯繫並給予援助，還力促他們聯合。

重慶也知道實際控制越盟的阮愛國（胡志明）是共產黨，但他其實與中國國民黨也有歷史淵源。 重慶政府當時對法國印象惡劣（不僅對維希政府，對"自由法國"評價也很差，其原因與法國戰前遲遲不履行交還廣州灣的承諾等殖民主義態度有關），支援越南戰後獨立的動機明確，因此權衡利弊，還是決定暗中阻礙法國勢力重返，因而對與中國宣佈入越受降幾乎同時宣佈成立的越盟政府，實際上樂見其成。儘管按盟國的協議，戰後原盟國殖民地應該先恢復原地位后，再由獨立力量與宗主國協商獨立事宜，因此中國政府在法理上沒法拒絕法國先行重返。 但是中國當局對越盟政府擴大實力包括武裝，幾乎不加約束，卻嚴格禁止法國軍事力量在受降期間進入中國受降區，就連按協定與其他盟國代表共同參加受降儀式的法國將軍，也不允許有武裝。 這與16度線以南英國的受降方式完全相反。 在那裡，法國軍隊幾乎是隨同英國受降軍一道重返，越盟因而沒法立足。 而在北越，中國軍隊抵制急於重返的法軍，直到受降結束的最後一刻，甚至在海防港與企圖登陸的法軍艦隊打了一仗並將其擊退。

國民黨政府的這種做法，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事實上，後來法國與大陸及臺灣的國民黨政府之間的關係，也一直是西方各國中最糟的。 大陸易手時，國民黨敗軍退入越南後，受盡法國虐待，後來法國在西方列強中首先拋棄臺灣，與新中國互派大使，都與這一段歷史有關。 因此，儘管中國軍隊入越受降，前後只有不到10個月（1945年9月-1946年5月），但它對越南未來的影響，正如蘇軍在東北的9個月對中國未來的影響一樣。 儘管中蘇軍隊撤走時，並沒有直接看到他們支援的力量獲勝，但是如果沒有這幾個月，後來的歷史很難說會是一樣的。 我們看到，二戰後十年內所有新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儘管其國內的共產黨有的（如中國、南斯拉夫）原已頗有基礎，有的（如匈牙利、朝鮮）幾乎完全是隨外軍進入，但外軍的支援都起了很大作用，而那些共產黨武裝原來基礎不亞於中國、南斯拉夫，但在關鍵時刻沒有得到外軍支援的國家（如希臘、法國和馬來亞），後來的歷史都大不一樣。 所謂外軍一般都指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軍。 惟有在越南，國民黨軍隊不是基於社會主義，而是基於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考慮，實際支援了越盟（越南獨立同盟，當時越共幕後運作的打民族主義旗號的組織），從而扮演了蘇軍在其他國家扮演的角色。 當然這個角色該不該扮，有個價值判斷的問題，國民黨後來其實是後悔了，所以他們也迴避這一"錯誤"。 但是無論從價值判斷如何論其功過是非，從事實判斷講，以中國的實力和屈辱的過去，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無疑表明中國那時的"列強"地位如果不完全名副其實，至少也不完全是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