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18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國的改革開放就是這樣過來的：改革前，中國閉關自守，進口極少，一直有少量順差，但這個時期，經濟狀況的糟糕，是眾所周知的。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解凍，中國門戶逐漸開啟，乃至接著而來的改革開放，中國外貿發展加速，由於中國產業結構落後，限制了出口值;旺盛的建設需求，又導致投資品進口大增，因此出現了新中國成立後僅見的一段十多年的大逆差時代。最高的1985年一年，逆差就達149億美元，甚至超過1949年後三十多年的順差總和(黃建忠：《國際貿易新論：現代國際貿易比較優勢探源》，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4-5頁)。但是，誰也無法否認，這個“大逆差時代”中國經濟的發展，無論是速度還是質量，都是此前那個“順差時代”根本無法相比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一時期的大逆差，與民國時期的逆差，有一點類似，即都與工業化投資拉動有關。正是在此一發展的基礎上，從1990年起，我國憑藉“逆差時代”投資形成的生產力和突出的低成本優勢，走上了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起飛道路，開始了迄今仍在延續的大順差時代。

可見，即便是在現當代的中國經濟程序中，簡單地說順差時代一定就比逆差時代好，也是大謬不然。民國經濟的“逆差時代”，相比甲午時的“順差時代”，應當說是一種進步，儘管由於戰爭破壞，延宕了工業化，沒有出現我國1990年代的那種轉折，但也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先聲”吧。

"半殖民地"狀態的終結：再談中國"站起來了"的歷程

2012-02-26

中國不屈不撓的抗戰，使世界刮目相看，全球兩大陣營都要爭取中國人心，各國都宣佈放棄在華特權，交還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 1943年1月，中美、中英簽訂了平等新條約，其他盟國也隨之跟進。 這些條約，有的雖留有若干尾巴，但與晚清的舊約相比，已有根本的不同。 新舊條約的更替，標誌著「民族解放」在法理上的完成。 抗戰勝利，則把法理上的完成予以徹底實現。 中國的主權和獨立地位，是毫無疑問地確立了。 "華人不自為之，其禍可勝言哉！" 華盛頓會議確立了

1）尊重中國主權與獨立、領土與行政完整，

2）任一列強不得在華謀求特殊利益，

3）任一列強不得就解決中國與所有外國關係中的既存問題（即改約問題）進行談判，

筆者稱為"對華三原則"。 平心而論，這三項原則，既反映了一戰與五四以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列強間的矛盾與制衡對於中國維護國權的可利用性，也反映了列強的自私和力圖維護既得利益的圖謀。 根據這些原則，某些列強獨有的在華權益，例如不是所有列強都有的在華租界與租借地，應該通過個別談判歸還中國。 到抗戰時，中國已通過這一方式收回了青島、威海衛、廣州灣（即湛江，法國於華盛頓會議后承諾交回，但未具體實施。 抗戰時法國維希政府「交還」汪偽，成為日佔下的淪陷區，抗戰勝利受降時才真正光復）與膠濟路，還有旅大（旅順與大連）、九龍與中東路未能收回。 而普遍性的問題，主要是關稅權、治外法權等，在這些問題上，不僅所有列強，而且所有與中國建交的外國，包括巴西、秘魯、墨西哥等與中國類似的國家，在華都有類似權益。

當時，列強原則上也承認這些權益不公平，要改變，但強調此種改變要與中國自身的改革相聯繫。 如關稅自主，要與廢除釐金相聯繫; 取消治外法權，要與中國建立近代法治相聯繫。 這當然體現了列強盡量延長這些權益的自私企圖，並且也與尊重中國主權相矛盾。 但今天，我們也應該承認，這些改革都是中國進步所必須的，符合我們自己利益。 事實上，晚清以來，西方列強的對華影響一直就是兩面的：一方面，給我們帶來恥辱和壓迫; 另一方面，近代以來中國的許多進步，也確實是迫於外力。 今天看來，別人逼著我們進步，當然讓我們很不爽。 但是扛著這些壓力，堅決不改革（如同庚子時的慈禧），難道就很爽嗎？ 所以，對這些進步，應該秉持譚嗣同的態度：壓迫要抗爭，改革更要主動，"華人不自為之，其禍可勝言哉！"

民國時期的外交，就是一面抵抗外侮，一面推進改革。 為此，按華盛頓會議的上述原則，1925年，北京政府開始就改變不平等條約，與各國進行實質性談判; 1926年，「國民革命」興起，廣州、武漢兩個國民政府，對外採取了更為激進的立場; 1928年，南京政府完成北伐，大體統一了中國，遂繼續推進上述談判。

恢復關稅主權與司法主權

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這些談判有了很大進展：在關稅權方面，通過一些國家舊約到期另訂平等新約（美國帶頭在舊約未到期時主動改訂新約），並推動其他國家也相繼改約。 到1930年，最後一個頑抗的國家——日本，也被迫接受改約，中國終於完全實現了關稅自主。 這對保障國家收入、發展民族經濟，都有很大意義。 在廢除治外法權（主要是領事裁判權）方面，中國經過艱難談判，也與不少國家達成一致。 對於未達成一致的列強，中國則採取單方面行動。 1929年12月28日，國民政府公佈《撤廢領事裁判權特令》，自行宣佈從1930年1月1日起，廢除列強在華司法特權。 這一無需與有關國家協商、而自行廢權的強硬做法，引起列強激烈抗議。 中國事實上也未按期實行。 但此舉畢竟迫使列強承認，自該日起，治外法權要"逐步"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