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18

工業化的畸形問題：東北與香港之別

顯然，我們比較的“民國年間中國”是個時代、區域的概念，不是政府的概念。如今中國統計覆蓋的區域在民國年間的狀況，是衡量今天我們發展成就的參照，而這一區域清代的狀況，又是衡量民國年間發展的參照，也是我們評價辛亥革命的參照。這類參照體現的“發展成就”(通常用增長率表示)，本身是個客觀事實。至於這個事實的形成機制以及這個事實是好是壞、誰付代價誰獲益、誰該居功誰該問罪，是更為複雜的問題。 通常我們認為，一個區域內的經濟發展，是該區域人民付出努力和代價得到的，無論這個區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還是獨立國土，也無論該區域的統治者是中央政府、地方勢力、反對派還是外來殖民者。香港1997年前殖民時代的繁榮，是港人(中國人)的驕傲，不能全由港英當局乃至英國人居功，為什麼日據時期東北的工業化，就該全部歸功於日本人?而統治者如果不擇手段地追求“發展”，無限度地役使人民造成苦難，特別是，如果這種“發展”又是為統治者自利，而不讓人民分享，那麼發展速度再高，統治者也應當被譴責。但同時，這種發展為後來歷史階段的新發展提供基礎，也是客觀事實，不能無視事實，而硬說後來的成就是在“一張白紙上畫畫”。 因此，承認當時東北的工業化，是民國年間中國發展的一部分和後來中國工業新發展的基礎之一;同時譴責日本侵略者奴役中國人民的罪行，兩者並不矛盾。

抗戰時期，東北淪陷區是中國工業最發達的地區，這是個事實，這工業化出自中國人(東北人民)的血汗，我們無需“歸功”於侵略者，但是，我們通常也不以這種殖民地條件下的工業化為自豪(儘管其成就可觀)，原因很簡單：發展和工業化並不是可以不論代價的。以犧牲主權為代價的工業化，不可取;以犧牲人權為代價的工業化，同樣不可取。 其實，我所引述的民國年間中國不少主要工業品(大都是重工業品)的最高產量，確實是出現在抗戰期間，其中相當部分，來自東北等淪陷區。東北鐵路密度之高，也是眾所周知的。但是民國年間，中國輕工業品、消費品的最高產量，則出現在抗戰前夕，生產中心也在內地。一般公認，民國年間中國的整個GDP最高年份，也是在全面抗戰前夕的1936年，民國年間中國人民生活相對最好(亂世中應當說是最“不壞”吧)的年份，也是1936年。民國經濟在亂世中的亮點，主要也就在這裡。 顯然，民國年間中國的重工業，不是沒有發展;發展的重心在殖民地東北，也還不是最大的問題。當時，落後國家經濟最繁榮的地方，往往是作為外國人勢力範圍的“開放地區”，香港和各地租界就是這樣。這也是客觀事實，東北並不例外。但是，東北不同於香港之處，在於這裡的重工業，是戰時體制下，軍國主義統治當局不擇手段、濫用民力、壟斷資源、搞起來為戰爭服務的。因此，一方面，低附加值基礎工業品相對搞得多，而高附加值消費品搞得少，導致重工業品最高產量年份與GDP最高年份明顯不同步;另一方面，在重工業品最高產時，老百姓的生活卻陷於苦難深淵，前面談到的侯楊方等人的人口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這種畸形的工業化，正是日本人該譴責的地方之一。

逆差中的繁榮：全球化中的民國經濟

關於民國經濟，還有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那就是當時中國經濟的國際貿易背景。 19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逐漸形成外需拉動模式，外貿從1980年代的“逆差時代”，歷史性地轉為順差時代，而且順差急劇增加，成為“中國崛起”的突出特徵。與此同時，經濟史研究者對清代的高順差也表現了極大興趣。清前期外貿中，“只賣不買”導致外銀大量流入，得到高度評價，“白銀時代”中國是全球經濟中心和鴉片戰爭前中國經濟總量佔全球三分之一這兩個說法疊加，使得“順差崇拜”廣為流行。 而民國時期的經濟一方面國際性(也就是所謂“半殖民地”性)較強，另一方面外貿逆差之大，在中國經濟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按“順差崇拜”的觀點，這是否表明：民國經濟是歷史上最差的呢? 其實貿易既非贈與，總是要有交換的。所謂順差，無非是別人需要你的產品，但別人的產品你不需要，於是別人只好使用某種特殊支付手段。明與清前期，外國人大量購買中國商品，但外國一般商品在中國卻賣不動(所謂“無法與中國產品競爭”)，於是他們只好用白銀買我們的產品，據說這就證明了我們經濟的先進。西方商人後來想出損招，用鴉片替代白銀，由於鴉片上癮後欲罷不能，中國就不能不接受這種替代，導致白銀由流進變為流出，中國於是就衰落了。 但是，這樣的說法有個問題：西人用鴉片替代白銀，來支付逆差，當然對中國危害很大，怎麼譴責都不為過;但這就能使其工業品變得“有競爭力”嗎?而且，鴉片代替白銀，並不會減少我們的GDP。至於這個GDP對我們究竟有無好處，是另一個問題。但如果僅僅講GDP，假如白銀流入時代我們真的是世界第一，那麼鴉片代替白銀後怎麼就不是了呢?實際上，從鴉片戰爭一直到甲午戰爭的五十多年裡，除鴉片外的一般貿易，中國仍然大量順差，甚至因鴉片貿易產生的逆差，也在明顯減少，因為中國禁菸失敗後成功地以自產鴉片實現了“進口替代”，以至於包括鴉片在內的總貿易額，也出現了恢復順差的趨勢。

從1891至1895年，即使包括鴉片進口在內，中國的全部外貿順差，仍然從5.6、7.6、8.5、13.3一路攀升至14.3百萬海關兩，年均增長26.4%之多。而如果除去鴉片貿易，則一般商品貿易順差，更從1891年的34.5增至1894年的46.7百萬海關兩(陳爭平：《1895-1936年中國國際收支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49頁)，順差佔出口值的比重則從28%增至29.1%(筆者據前引陳爭平書資料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