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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06 07:10:00瀏覽388|回應0|推薦0 | |
2012-02-26 1931年5月4日,國民政府再次自行公佈《管轄在華外國人實施條例》,明確宣佈,對在華外國人擁有司法主權。 雖然在此後的"實施"中,仍然打了折扣,但是至少在形式上,宣佈操之在我,仍然意義重大。 其實眾所周知,很多在華外國人與外國公司,現在仍然受到特殊照顧,這種所謂"超國民待遇",至今仍在引起非議。 而在號稱激進的「文化大革命」中,在華外國人被指為「反革命」的(如著名的李敦白等人),最多只是被驅逐而已,當時甚至沒有像當年國民政府對牛蘭夫婦那樣審判他們。 不過,只要這些照顧操之在我,就談不上是國恥。 當然,在"文化大革命"的"惡法"下的平等,是否值得爭取也是問題。 文革"中不像當年我們殺中國自己的"反革命"那樣,殺在華外國人,沒人認為值得非議。 而當年在國民黨政府的鎮壓下,共產黨人托庇於外國司法特權,更沒有人認為是"賣國行為",反倒是北京政府闖入蘇聯使館捕殺在彼避難的李大釗等中共烈士,受到強烈譴責。這一切都說明,在神聖的主權之上,確實還有若干更神聖的道義原則。 而廢除治外法權與國內法治改革挂鉤、關稅自主與廢除釐金挂鉤的做法,雖然不值得稱道,但廢除治外法權的進步意義,需要國內法治進步的條件才能體現(類似地,關稅自主的進步性需要廢除釐金才能體現),應該是沒有疑義的。 政治多元化與外爭國權的關係 無論如何,當時中國在這些問題上,都取得了很大進展。 同時,在廢除釐金、改善法治方面,也取得了明顯進步。 由於這一時期存在著北京、廣東、武漢、南京等不同的民國政府,今人於是有北京政府的"修約外交",廣州、武漢政府的"廢約外交"和南京政府的"改約外交"之說。 而後兩者,當時又被這兩個民國政府稱為「革命外交」。 學術界如今對三者中何者貢獻更大,仍有爭議。 過去,國共兩黨都宣稱"北洋政府"(即北京政府)"賣國",而廣東國民政府"反帝",南京政府更自稱其"革命外交"與廣東政府一脈相承,而共產黨則否定這種繼承性。 今天,兩岸學界一般都承認,三個民國政府與1949年後的新中國,都為糾正不平等做出了貢獻。 有的學者對南京政府的外交評價較高,因為上述糾正不平等的努力,大都是在這一政府時期收穫成果的。 但也有人認為,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說得多做得少,在實質性問題上的進展,並不比北京政府大多少,倒是過去所說的"北洋軍閥"更為努力,他們的外交"不同程度地推進了取消不平等條約的進程",而南京政府只是摘桃子而已(申曉雲:《國民政府建立初期"改訂新約運動"之我見——再評王正廷"革命外交"》,《南京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 但不管誰的貢獻更大,他們都有貢獻則是肯定的。 改訂新約,收回權益,是抗戰前歷屆民國政府前後相繼的目標,而這個目標的徹底實現,一直要到20世紀末我國收回港澳。 正如王建朗先生概括的:「它是幾代人和數屆政府不斷努力的結果,其中既包括最後畢其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包括一直以革命黨人自居的南京國民政府,還包括具有更大的妥協性的北京政府。 "(王建朗:《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史考察》,《歷史研究》1997年第5期) 從1922年華盛頓會議確定談判原則,1925年實質性談判開始,到1931年這段時間,雖然沒有完成糾正不平等條約的整個過程,但其進展是很明顯的。 如果考慮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半個世紀后,我們才收回香港澳門,就不能不承認,在那短短幾年內,又是在內憂外患天災人禍如此之多的亂世條件下,中國能接連收回青島、威海、湛江等重要口岸和許多租界,實現關稅自主,在取消治外法權方面取得關鍵進展,堪稱奇跡。 為什麼能夠如此? 除了今人提到的種種原因,尤其是國內官民互動的紅白臉抗爭、成功利用了國際形勢和列強間矛盾的"站隊"外交等主要原因外,還有一個並非主要但人所未言,因此筆者認為值得提出來討論的原因,那就是辛亥以後,中國政治的多元化。 這種以群雄逐鹿的方式,而不是以憲政下政黨競爭方式存在的多元化,儘管會削弱對外抗爭的國力,但是如前所述,多元力量對政治合法性的競爭,也促使其中的每一元都盡量表現"愛國"而不敢"賣國",因此,在同等國力的條件下,它的對外,往往表現得更加積極。 中東路事件:「革命外交」的最大挫折 如果說,1931年前的廢約外交、或者國民政府所稱的"革命外交",在向列強收回權益方面,都取得了不小進展,那麼惟一的重大挫折,就是在對俄方面。 蘇俄在掌權之初,發表那兩個好話說盡的對華宣言,但地位一穩就不認帳。 1924年的中蘇《解決懸案大綱》,蘇方再不提什麼"無條件放棄",而是要挾中國必須以天價贖回中東路,在未能贖回前,則實行中蘇共管。 但此後,連中蘇共管也沒有兌現,中東路仍是蘇俄的禁脔。 在"革命外交"的高潮中,易幟不久的張學良東北當局,在民國中央政府支援下,想要解決這一問題,先是要求兌現中蘇共管,遭拒絕後,試圖強行收回中東路。 現在看來,年輕氣盛的"少帥"此舉確實太激進,而且由於反共的意識形態作祟,使他沒能正確判斷國際博弈的局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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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評論|雜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