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18

關於民國經濟評價的兩個辯論

我對民國經濟的論述後來招致許多批評。值得辨析的主要有兩點：一是說戰爭的破壞不能與制度評價分開，民國時期戰亂多，正是“萬惡的舊社會”必有的結果;二是說我上述的“民國時期最高水平”包含了偽滿時期的東北，而那時東北的建設是日本人搞的，不能算在民國的賬上。 對於第一點，我前已說明，那時國內的“亂世”和亂後的太平一樣，在我國曆史上反覆出現過;而國際上的大戰也席捲了不同制度的國家。同樣是帝制時代，你不能以“永嘉之亂”證明“舊社會的黑暗”而以“文景之治”來證明“新社會的優越“吧?如果說中國遭日寇侵略是“舊社會”必有的;蘇聯遭德國侵略，難道就是社會主義必有的?沙俄帝國崩潰導致慘烈的戰亂，有人說是資本主義的過錯;可蘇聯解體導致的混亂，又是誰的過錯呢? 其實，治亂之別在各種制度下都存在，倒是治亂之際的“劇變”，無論追求什麼制度，對於“變後之亂”都有“事件”上的直接因果聯絡(至少是邏輯學上的“前後件”的聯絡)。有人(例如蕭功權先生)因此反對一切劇變，追求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他反對，追求“資本主義”的葉利欽變革他同樣反對，追求憲政民主的辛亥革命當然也在他的反對之列，這個邏輯倒是徹底的。前面已說過，我不贊成這樣膚淺的反對。但是就“直接因果”而言，你不能不說他們的反對事出有因。 但有趣的是，我的上述批評者並不是蕭先生那樣的人，而是一批“左派”朋友，他們贊成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和太平天國、義和團等等“革命”。鼓吹革命，卻又把革命建立的民國說得一團漆黑，並且絕對不考慮“亂世”的因素，而對革命後果作本質性的全盤否定，這哪裡還有一點邏輯呢? 我當然不否認民國時期存在社會和制度上的嚴重問題，即辛亥革命“尚未成功”的那些體現，以後我還會詳加論述。但是古今中外各種制度下都有過的亂世圖景，不能與制度問題混為一談，辛亥之後的社會與制度並非漆黑一片，這是應該辨明的。 對於第二點，首先從比較統計的對應性來講，把民國時期的全國經濟，切掉東北這一塊，來與民國以後包括東北在內的全國經濟作對比，這合理嗎?要知道東北並非無足輕重，它作為全國工業(尤其是重工業)中心的地位，在1949年前後，直到1960年代中國與蘇聯鬧掰、開始搞“三線建設”之時，並無變化。先把這一中心拿掉，再來反襯合併這一中心後的“成長”，能符合客觀實際嗎?而且，過去用作比較基點的1949年數字是包括東北的，為什麼“民國時期中國”的最高年產量卻要去掉東北? 儘管1949年時東北工業因抗戰末期與內戰的破壞，尤其是蘇軍佔領期間的瘋狂拆卸，已成廢墟，但正如德日戰後的情況那樣，戰爭能摧毀工業的“硬體”，“軟體”即工業文明造就的人文資源仍在。1950年代，東北在蘇聯援助下能迅速復興，與此是分不開的。也就是說，對1945年前東北的工業化成果，新中國也有所繼承，這些成果怎能記在日本人名下呢? 其實，前蘇聯的發展成就統計，就有個比較基點，即“今(蘇聯)疆域內1913年”的產值，因為1913年沙俄的疆域與後來蘇聯的疆域有不小的區別，但只有相同疆域內的前後比較才有說服力。

類似地，蘇聯統計戰後經濟成就的基點，是“今疆域內”1940年的資料，儘管蘇聯戰前戰後的版圖有了較大的變化。1913年的沙俄，囊括芬蘭與波蘭的大部，但後來的蘇聯不包括這些地方，把它們也算進1913年的資料裡，就會壓低蘇聯的成就。 同樣的道理，1931-1945年間，東北脫離了民國政府的控制，但如果統計“民國年間的中國”時刨去東北，當然就會使“1949年後中國”的相對增長率失真。 的確，民國年間的中國取得的成就，不能都記在當時中央政府的賬下，如果那時一些領土(例如東北)不歸它控制的話。但是這些地方的成就，難道就可以記到日本人的賬下?且不說東北在淪陷前，工業就有一定基礎，就算沒有，如果殖民地的成就都要記到宗主國賬下，是不是“半殖民地”的成就，宗主國也要切去一半?而像印度那樣，獨立前全境都是殖民地(如同1945年前的東北)，是否所有成就都要記到英國人名下，全部經濟都切割出去?如果那樣的話，獨立後印度經濟的增長率豈不是變得無窮大了? 從另一方面講，當時不僅東北脫離了民國政府的控制，其他一些省份的地方勢力，也不同程度地遊離於中央政府的控制之外，是不是這些地方的經濟都要切割出來?如果是那樣的話，當時南京政府直接控制的江浙上海等地，倒是那時中國最富裕的地區，僅以這些地區論民國，豈不“美化”了民國?再說，假如中央政府控制不了的地區，經濟成就就與“民國”無關，那些地區的黑暗、貧困為什麼就與“民國”有關?中央政府不能竊中國全境的經濟成就之“功”，為什麼它卻應該負中國全境“萬惡舊社會”之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