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18

換句話說，遲至甲午戰爭爆發的那一年，外國(主要是列強及其殖民地)每購買100元的中國出口商品，就有近30元無法用他們自己的一般商品包括工業品來交換，而必須藉助於特殊支付手段(白銀或鴉片)。與清前期的區別僅在於，這些特殊支付手段以前主要是無害有益的白銀，現在則主要是有害的鴉片。但是西方的工業品乃至其他製成品在中國無銷路，則與前毫無區別——如果說有區別，就是這種“西方無法與中國競爭”的“劣勢”，在鴉片戰爭後的幾十年裡似乎還明顯增大了! 也就是說，如果按“順差崇拜”的邏輯，中國經濟不但在鴉片戰爭以前一直領先於西方，從而持續成為全球的“經濟中心”而置西方於“邊緣”，而且鴉片戰爭後也仍然如此(甚至更強了)!如果像有些人所說，鴉片戰爭前夕中國靠“順差優勢”，GDP能佔全球三分之一，那麼甲午時這一“優勢”更大，GDP又該佔多少呢?說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經濟比西方領先，已經很驚人了，要說直到甲午時中國經濟仍然領先甚至更加領先，這能讓人相信嗎?! 然而到了甲午以後，如此輝煌的強勢，不知怎的，幾乎是一夜之間，便煙消雲散。從1896年起，中國的外貿便出現持續逆差，民國建立後，更加明顯。而且在此期間，鴉片進口急劇減少。這種逆差，主要是西方工業品和投資品進口的大量增加引起的。1896-1936這41年中，中國只有6年順差，其餘35年都是逆差，而且差額越來越大，從庚子以前年均不過十幾萬，到1933年最高達到459.6百萬海關兩(18840萬美元)。(陳爭平前引書，51-52頁)西方工業品“忽然”變得有競爭力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顯然，甲午以後中國的外貿逆差時代，是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弱勢地位的反映，同時也是中國經濟融入(儘管是被動地融入)國際市場的反映。就前者而言，中國的逆差，反映了其孱弱的產業，完全無法在一個開放的市場上與西方工業品競爭，因而處在可悲的依附或“邊緣”地位;但就後者而言，它意味著，此前中國的“順差”，絲毫不反映中國的強勢，只表明那時的中國開放度尚低，在工業化未起步前，僅靠傳統農業社會形成的購買力，是十分可憐的。除了被誘成癮後產生“消費剛性”的鴉片外，國人買不起什麼進口商品。 而此時的“順差”轉逆差，則體現了此種狀況的改變：一方面，中國經濟進一步(儘管是被迫地)開放，不但成為商品市場，而且成為吸引投資的場所;另一方面，由於投資拉動，中國的進口構成中，不僅工業品比重大增，而且與工業化有關的投資品(生產資料及原材料)的比重增加，更是明顯：從1893年到1936年，中國進口商品中直接消費資料的比重，由78.6%降至42.5%，而投資品則從21.4%增至57.5%，其中生產資料從8.4%增至44.4%，機器裝置從0.6%增至6.1%。還有，中國的出口仍然主要是初級產品，但由於工業化的進展，機器製成品的比重，也從1893年的2.5%，增至1903年的8.0%和1920年的8.2%(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1955年，72-73頁)，雖然總量仍然十分可憐，相對增長還是相當可觀的。

歷史的先聲

而這個時期，中國的經濟總量和人均量，也在內憂外患頻仍之中，取得了艱難的增長。 迄今為止，據多位權威學者的統計與修正值，從甲午當年(1894)到1931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從42.493億兩增至192.252億兩，淨增了3.52倍(陳爭平前引書，144-145頁)。 可資比較的是：同一時期，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僅增加1.98倍[筆者據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ed.)，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Vol. 1， New York， White Plains： Kraus International Pub.1989. p.232所載資料推算]。 中國的人均GDP，則由1894年的10.2兩，增至1930年的40.8兩，平均每18年翻一番(可資比較的是，即便按麥迪森的統計，在1820-1890年這70年間，中國的人均GDP總共只增長了17.6%，據A.麥迪森：《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1820-1992》，改革出版社1997年，109-144頁資料推算)。而且，這種增長呈加速度態勢：1887-1920年間，中國人均GDP每年平均增長3.55%，1920-1931年間，年均增長率已提高到5.62%(陳爭平前引書，144-145頁)。 儘管橫向比較，中國經濟的國際地位，仍然十分可憐，然而縱向對比，這個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不能說慢。還應該指出，民國經濟的統計，與今天相比，儘管仍然粗略，但畢竟已經有了海關統計、農商調查等近代資料可依，比起“1820年中國經濟佔全球三分之一”這類完全依靠間接推測的結論，要可靠得多。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按過去的看法，上述增長並不難理解：中國本來非常落後，這樣的增長率，在極低的基數下，並不足奇，也不足以改變中國的弱勢。

但按照現在有些人的說法，鴉片戰爭前，中國經濟本來就世界第一，鴉片戰爭後到甲午時期，“順差優勢”更加擴大，民國年間再有這樣的增長率，中國怎麼還會有落後的可能? 中國到底曾經有一天“落後”過嗎?晚清以來，無數志士仁人，為之痛心疾首、為之拋頭顱灑熱血以圖拯救的民族危機，難道根本就是庸人自擾? 顯然不能無視常識。我們只能反過來想：民國年間，這樣的增長率尚不能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只能說明此前落後更甚!包括明清的“順差時代”，體現的也許並不是我們的“優勢”，而恰恰是劣勢? 我國曆史上，漢唐宋元歷來被認為是當時世界的領先國家，但與強盛時代的羅馬帝國一樣，對外貿易都是“逆差”。這種“逆差”，在某種意義上，與今天的美國類似，實際上是一種“購買力優勢”的反映。當時，中國的貨幣，由於逆差而流出海外，成為“國際貨幣”，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今天的美元。恰恰是在明和清前期，情況倒了過來：中國出現“消費劣勢”，由於“只賣不買”，導致外銀流入，這正是中國在國際經濟中的相對地位由盛轉衰的體現。 當然，“順差優勢”說不成立，並不等於“逆差”就是優勢。甲午以後尤其是民國時期，工業化啟動、投資品進口，導致大量逆差，這確實是中國工業弱勢、缺乏競爭力的反映。但是，與明清“消費劣勢”不同的是，工業化的啟動和投資的活躍，為改變弱勢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