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18

再往深里說，正如我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言，實事求是地講，我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大亂，沒幾次比清亡后的災難小。 辛亥革命所追求的憲政民主本來就是要終結這種「治亂迴圈」的週期性災變。 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週期律就仍然起作用。 "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清失其鹿，同樣群雄並起，最後是國共逐之，我國傳統時代改朝換代都這樣，未必是搞了共和之過才這樣，更不是由辛亥革命"開端"的。 用傳統的說法：清祚已歷270年，「氣數已盡」，沒有辛亥它就能傳承永久嗎？ 事實上，太平天國戰爭就意味著清朝已經進入末期。 儘管這場戰爭並未直接終結清王朝。 但我國歷史上的王朝終結一向有兩種模式：要麼在大規模民變中直接崩潰，如秦、西漢和隋，要麼民變被鎮壓后，鎮壓者成為軍閥寡頭，王朝演變成群雄逐鹿狀態。 黃巾之亂后的東漢、黃巢之亂后的晚唐就是如此。 晚清就屬於這第二種模式，太平天國之亂後，滿清王朝的中央集權機制實際上已經開始了"離心化"進程。 從1870年代的湘、淮成「系」，發展到庚子時的「東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軍閥割據、各省"獨立"？

其實，正如今天不少從負面批評辛亥事變的人自己指出的：像保路運動那樣的事，不僅不是革命黨獨力發動，甚至也不是革命黨加立憲派再加傳統會黨就能搞得成的。 盛宣懷首先得罪的是四川的地方官紳，包括後來成為革命物件的四川督、撫。 這些傳統勢力的「搗亂」 使得那些認為清廷鐵路國有化做得對、保路運動沒那麼強、因此也不該肯定的人振振有詞。 但從另一面來講，沒什麼憲政導向的保路運動就瓦解了清王朝，完全沒有憲政導向的傳統動亂不也一樣會導致這種結果嗎？ 清朝本來已是末世趨亂，民國不過是未能止亂、以"真共和"替代這種王朝迴圈而已，對此感到遺憾是應該的，但為此苛責革命、似乎沒有革命天下就亂不起來，那就大可不必。 以憲政取代專制是政治現代化的邏輯必須，但憲政之路不好走。 我前面說過，世界史上「封建」傳統的民族（如歐洲、日本）通過君主立憲實現憲政的成功率較高，而像中國這種中央集權帝國，君主立憲少有成功。 晚清立憲派的努力是非常可貴的，過去思不及此，應該反思。 但是立憲不成，革命發生了，其中因素很多，後人也沒有必要強分對錯。 實際上，那時立憲派與革命派也沒有過去說得那麼對立。 過去為鼓吹革命就要痛駡立憲，現在有人為肯定立憲又痛駡革命，同樣都是片面的思維。 歐、日各國走君主立憲之路，也未必一帆風順。 最順利的英國也折騰了幾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說，明治維新下面的"大正民主"曇花一現，很快演變成軍部專政，不要說給日本，給世界都惹下大禍，後來還是在美軍佔領下回到憲政之路的。 中國辛亥革命後憲政沒能紮根，重演了歷朝的亂世，所謂"寧作太平犬，不為亂世人"，說是水深火熱也不為過，這是一個面相。 總而言之，民國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亂世，具有一切亂世所具備的災難圖景，說民國未能結束這一切，是可以的;說民國導致了這一切，或者說是辛亥革命導致了這一切，就不對了。

民國曆史的第二面相：亂世中的現代化步伐

民國時期的兵荒馬亂既是歷代王朝週期的亂世景象，當然就不能說那是辛亥革命帶來的“多災多難”。像滿清遺老那樣，認為如果沒有“孫文亂黨”，大清就能萬世太平，肯定是不靠譜的。但是如果僅僅如此，這個革命也就沒什麼可肯定的了。充其量，它只不過完成了太平天國的未竟之功（反清）併為下一個新王朝鋪路而已。但是辛亥以後的中國之不同於過去的亂世，就在於它在亂世中取得的進步，這就是民國史的第二個面相了。 民國在政治上雖然沒能建立成功的憲政，但確實播下了種子，今天台灣地區民主化的進步不能說與此無關。民國時期的新文化可謂風起雲湧，同時傳統國學也是雲蒸霞蔚，兩者都讓人津津樂道。當年北大如何，清華如何，西南聯大又如何，這都是今天許多“民國粉”們喜歡談的。 這些都是事實，但如果僅止於此，肯定辛亥的意義也不大。因為如下所言，民國政治總的來說還是走向“黨國”，而非走向憲政。而講文化也不能只看精英層面，民國時期大眾的“文化水平”（注意這裡的“文化”與民族性無關，就是指讀書寫字的能力）還是很低的。 筆者當年在廣西農村插隊9年，深知在那些統計數字背後，改革前絕大多數國人即農民的實際“文化程度”如何：那時我們這些“初中69屆”（由於“文革”三年基本停課，實際上就是66屆小學生）在“廣闊天地”里居然成為稀缺“人才”，不少夥伴都成了“民辦教師”，甚至只讀了6年小學的“知青”被派去教“中學”（那時農村有大量的“戴帽初中”）的也大有人在。而當地的壯族婦女很少會講漢話，男子也很少認字，因此當時大隊都設有文書一職，與支書、大隊長同為領補貼的三大“幹部”之列，往往還是三人中惟一能讀寫的。所以對於今天有些人極言那時農村的教育衛生如何好，我只有無言！ 不過平心而論，這種狀況不能只怨改革前體制。因為常識告訴我們，把一個文盲社會成功掃盲是可能的，而把一個識字社會文盲化就不太可能。二戰後德、日、蘇與我國改朝換代的歷史都表明，戰亂和天災可能死人無數，經濟崩潰，但通常都很難消滅文化——除非發生異族征服之類的文化災變。“文革”雖然被稱為“革文化的命”，但那主要是就道德破壞而言，1966-1969年三年教育停頓與混亂，損失很大，但要說這就會使一個識字社會文盲化還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所以1969年當地的這種狀況基本上也就是民國時的狀況，進步不大，退步也談不上，改革前體制與民國都要對此負責任的。

中國人口模式的轉變發生於民國時期

關於民國的進步，我只講兩個過去人們比較忽略的問題。一是人口模式。如前所述，傳統時代人口的增減是王朝興衰的顯示器，而亂世人口大減則是常規。然而民國時期儘管兵燹不斷，天災人禍深重，但與歷史上“亂世”人口往往要損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民國卻出現了歷史上從未見過的人口“亂世增長”。復旦大學人口史研究團隊多年潛心研究的結晶《中國人口史》六卷，其中後兩卷就集中揭示了這一過去人們未加註意的重大問題。 過去人們都有兩個印象，一是清代中期人口突飛猛進，連破一、二、三、四億大關，由此產生了關於清代偉大的種種說法。二是從晚清到民國一直都說中國是“四萬萬”人口，這倒也符合人們對歷代亂世人口衰落的認識，沒有大減已經很不錯了。而中國人口走向“高低高”的近代發展中模式，則是20世紀後半期至厲行計劃生育前的事。 但是，由曹樹基、侯楊方分別完成的《中國人口史》後兩卷以翔實具體的考證和統計告訴我們，這兩個印象並不真實。 在《中國人口史》第5卷中，曹樹基證明，以往由於嚴重低估人口基數導致的所謂清中葉人口空前高速增長的說法不確。從1644清朝建都北京至1851年太平天國戰爭爆發前，人口年均增長率0.49%，增速低於唐前期、北宋前期和南宋前期，即便是其中增速最快的康雍乾百年“盛世”，年均增長率也不到0.7%，所以“‘清代前期人口的高速增長’是一個虛構的命題”。（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5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835頁） 而從1851年太平天國戰爭爆發直到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中國處於傳統治亂週期中兩個“大王朝”之間的“亂世”，然而這個亂世的晚清和民國兩段卻有不小的差別。清末以太平天國戰爭為主的鹹同年間大戰亂，固然使人口從4.36億降到了3.65億，辛亥革命前夕卻恢復了增長。根據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6卷的研究，清末民初到抗戰前的人口增速更是超過了清朝的康雍乾盛世。在1911－1936年間，全國人口從4.1億增長到5.3億，年均增長率達到1.03%。儘管抗戰時期又一次導致人口下降，但1949年年底仍達5.4億。侯楊方據此認為：整個“民國時期的全國人口增長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6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575頁） 而這種“亂世”人口增長率高於前朝（清）盛世的情況更是不同尋常，以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於1953年進行首次人口普查時，就出現了5.8億、連同港澳臺已超過6億的驚人數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普查前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中國人口仍不到5億），顯然，1949年後超過2%的人口年均增長率就是民國時期的這種變化的“自然延續，而並不是另一階段的突然變化”。事實上，如果把民國年間慘烈的戰禍與天災與1949年後的“和平紅利”的差別刨除，則1949年前後的人口增長模式差別並不大。因此侯楊方認為，從傳統時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變成現代發展中國家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這樣一種“中國人口模式的轉變，發生於20世紀上半期”，即民國時期（侯楊方前引書，610－611頁），亦即既不是發生在1949年以後，也不是發生在清中葉傳說中的“人口爆炸”時代。侯楊方列舉了許多史實，證明民國年間由於經濟社會和醫療的進步導致人口模式發生的這種歷史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