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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1/17 08:58:32瀏覽124｜回應0｜推薦1 | |
茶事怡情最可人 我愛茶，尤其愛綠茶。潔白的玲瓏瓷茶碗中放入幾許茶葉，一瀉沸水飛漱其中，但見一絲絲綠茶彷彿夔門飛舟，於素湍激流之中，時逐浪峰，時沒谷底，不一時將原本素色的水染上了生命的新綠，我享受著氤氳而出的清芬，忽然想起喝茶的來歷。 在億萬斯年前，南贍部洲東土大唐之西南，有一片森林，遙觀若森森之汪洋，橫無際涯，近睹若幢幢之華蓋，古木參天。其中綠葉婆娑而名山茶者，便是今日諸茶之始祖。疊經猿遞鳥銜，沿著長江漸次北傳，越巴蜀而極霍山，期間不斷進化，由大葉變至小葉，以適應寒冷氣候。終於，在4700多年前，我華夏初祖為了生存，於尋覓食物之時發現茶葉具解毒之功，故歷代相傳“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千年之後，更多、更有效的藥用之物為人們所發現，茶葉遂由藥物而食物，最終成為飲品。《詩經》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 ，即頌此事。古籍中雖有“秦人伐蜀，始知茗飲事”之記載，考究起來，茶事卻是發軔於漢前而鼎興於漢後。 提起一路走來的茶葉，不禁讓人唏噓不已。最初雖因解毒之功而中人意，但其效不彰，終未成為藥石之選；後充佐餐之用，卻難與菜蔬瓜果相若，亦遭汰棄；其後作為飲品，又遠遜於杜康佳釀之甘醇，不為有力者所愛。就這樣載浮載沉，逶迤數千年。沒承想，到了魏晉，原本默默無聞的它，竟然枯木逢春，不但為文人雅士所鍾愛，既便是退隱豪族乃至王公權貴也都青眼有加，人前人後，紛紛地端起了茶杯。進入盛唐，茶事更成為風雅的流行時尚。這前後天壤之別的巨大差異，究竟是何以致之？韓昌黎曾慨嘆：“世有千里馬而後有伯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彼時之茶，實乃未琢之璞玉，未煉之渾金，人人皆知其為寶，但卻無人能道清其用。《水滸傳》中吳用曾歌曰：“甘羅發早子牙遲，彭祖顏回壽不齊。範丹貧窮石崇富，八字生來各有時。”茶事的興盛，恰如吳用所言，乃時也，運也，命也。其實，茶之所以為寶，不在其用，而在其道。人們一旦窺得道之玄妙，則無用之用始成大用。或曰：茶載何道？曰：茶載文化之道。 所謂文化，即生活方式之積澱也。惟生活方式之演進，總是由粗獷向精緻嬗變。斯時也，鴻蒙初剖，萬物發生，我華夏先民為果腹充飢而惶惶不可終日，其時偶有的感官之樂，不過是動物性的生理快感而已。後來倉廩日漸充實，寬餘之時，終於得以感受味、色、聲帶來的快樂。特別是在南面而王，開國稱孤之後，衣紫腰金者有足夠的閒暇追求對味、色、聲的享樂，其中的高人逸士於衣食無憂之餘，更視生活為藝術，由粗野而精緻，由品味而感悟，或口歌手記，纂之成《詩》，或積腋成裘，演成《禮》《樂》。更有“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之說，口耳相傳，書之於簡。自此，文明粗成。 然而，文化之傳承，端賴文學與哲學。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此乃古今皆然之理。窮者達其言，勞者歌其事，故而文學生焉，更有往聖先賢每每於遭逄厄運之時，置放逐、繫獄之難於不顧，秉燭深思，述往事，思來者，以究天人之際，以通古今之變，故而哲學生焉。回踪溯源，中華之文化始燦爛於春秋戰國，所謂周秦凌厲，兩漢質樸，孟德豪邁，小謝清發是也。尤其儒、道二家，更歷經八百年的風霜雪雨，迄於魏晉，已然雲蒸霞蔚。 魏晉之時，乃精神解放、人格獨立之時代。在哲學方面，“天人合一”的自然觀讓“出世”的儒家和“順生”的道家相得益彰，“儒道互補”隱然成形。而後漢東漸的佛教，更經深悟《周易》、《老》、《莊》三玄之學的僧肇和道生之努力，奠定了禪宗的理論基礎。王羲之的書法、顧愷之的畫卷、戴逵的雕塑、嵇康的《廣陵散曲》，乃至陶淵明、謝靈運、鮑照、酈道元……無不深受魏晉哲學的影響而形成俊逸，衝澹的風格。 其時，魏晉六朝，已是奴隸社會行將崩潰前夜，門閥貴族對味、色、聲的享樂已到荒淫腐化的地步，既便是由於天災，連年歉收，以至朝廷“以歲饑，禁酒”之時，世家大族等社會上層，仍然為求強烈的感官刺激，不惜暴殄天物。但是，鎮日鐘鳴鼎食，繁縟奢華的鋪張，肉山酒海，甘沃肥濃的飲饌，終有令人望而生厭，避之不及之時。這時，數千年來一直不離不棄，而長於清膩滌穢之茶，終於讓權貴們眼前一亮。天道周星，物極必反，人們追求物慾而放肆至極之日，正是人們在心靈上反求諸己，尋求安寧之風悄然興起之時。我中華民族起於農耕，最擅以“興寄”抒情，以“比附”言志。故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謙謙君子，溫潤如玉”之典。而幽遠，寧神，平和，內斂之茶，因與“出世”的儒家、“順生”的道家和講究“頓悟”的禪宗之義理相契合，遂成為中國哲學的擔持之物。自此，茶之道在探幽悟玄的晉人眼裡，宛如水中明月，鏡中瓊花一般，空靈，剔透。所以不但碩儒、俊彥，即便是得道高僧、天外逸士亦鍾愛有加。今天，當我們翻閱歷代先賢留下的談茶論道的詩文時，有一有趣的現象：唐宋元明清的華章雖然談不上汗牛充棟，但至少也是洋洋可觀，唯獨鮮少見到魏晉遺下的翰墨，這又所為何來？竊以為，就茶而言，茶道，具象於品茗之趣，而表象於茶藝，後人大多形而下地論茶，或記茶趣，或論茶藝，論茶之道者甚少。惟唐夾山寺善會和尚“茶禪一味”之說，最具形而上之意。日人雖有茶道一說，但細究起來，實屬茶藝。宋徽宗政和年間，園悟克勤修行於夾山寺，將“茶禪一味”一說發揚光大。後日僧榮西將園悟克勤所書“茶禪一味”墨寶帶回日本，故“茶禪一味”之真諦於其後在日本枝開葉散。魏晉名士最喜探微究妙，總是形而上地品茗悟道，每有所悟，必視作禪宗第一義。恰如禪宗《古尊宿語錄》所記：“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何人？'馬祖雲：'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晉人有《世說新語》一書傳世，魏晉名士之意趣超越，深入玄境，躍然紙上，雖不曾著一個“茶”字，卻恰似“空潭寫春，古鏡傳神”，言盡茶道。 總之，魏晉時代的哲學、文學、書法、繪畫和雕塑，不但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礎，也決定了之後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而這一切無不氤氳出茶的幽香。 茶之道，蘊於趣，而像於藝。凡藝皆有法度，苟得法，則趣倍增。迨至盛唐，天降巨擘，“茶聖”陸羽橫空出世，上參茶道，下規茶藝，撰成《茶經》，澤被萬國。更有眾多的詩人用玲瓏繽紛的意象，將品茗之趣播於四方，其中尤以盧仝“七碗”之詩最為傳唱。所以，中國的茶文化，始成於盛唐。 唐宋時茶的製作，蒸青之後，製成餅茶，採烹煮法飲茶，故陸子有“九 難”之恨。到了宋代，所謂龍團鳳餅之茶，極盡人之巧思而看不出茶之本來面目，幾乎是一件精緻的工藝品，加以繁複的茶器，飲茶時，更行禮如儀，完全斫傷茶藝簡樸、自然、沖淡、閑靜之神韻。然而，當任何一種藝術由俊逸、典雅變得繁瑣浮誇時，便不能表現時代風貌，必然要返樸歸真，從大自然中吸取新的靈感。茶藝亦不能自外於此。 陸放翁曾有詩曰：“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茶文化的演進，由元入明後，其變化可稱石破天驚，有明一代，於茶文化之貢獻，越過宋元，直追盛唐而望魏晉之項背，猶如鼎之三足，無分軒輊。就製茶而言，明之後，殺青之法由蒸青改為炒青，明太祖更深體民瘼，詔罷茶貢，茶之主流遂由團茶變為散茶，不但製作工藝簡潔，茶質亦由南天門而直登泰山之巔，飲茶之法，因此而由烹煮法改進為沖泡法，此明之貢獻一也。從此茶事不再為權貴富豪所獨享，無論是販夫走卒，還是寒門布衣都能一飲甘露。今日我們常說的兩句話，“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 、“文人七件寶，琴棋書畫詩曲茶” ，當始於明代。明之貢獻二，便是紫砂茶壺。明之前，茶壺有金、銀、玉、瓷之別，除瓷壺外，他類茶壺皆差強人意，而紫砂茶壺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無銅錫之敗味，無金銀之奢靡，而善蘊茗香”。況且“紫砂壺質地古樸純厚，不媚不俗，與文人氣質十分相近”，“直儕商彝周鼎而毫無愧色”。明之貢獻三，便是陶庵居士張岱。中國文化到了明代，可稱是絢爛之極歸於平淡。除詩書畫三絕的唐、祝、文、徐四才子外，一時之俊彥，燦若繁星，更有袁宏道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一掃文壇陳腐之氣。在如許文風浸淫下，陶庵先生於琴棋書畫皆有所精，尤善品茗而深得飲茶之趣。愚以為，張陶庵於茶文化之貢獻，比之陸子，可稱雙峰對峙。 如今，我們已經走進了工業文明時代，當我們對世界有更深刻的認識後，我們更渴望親近大自然，渴望那一片新綠。只是遙遠的農耕文明，象西方天際那一抹火紅的晚霞，又像藍天碧海間遠去的白帆，讓我們無限地追憶與惆悵。只有茶，她是那個時代留給我們的唯一，她帶我們穿過時光的隧道，和張陶庵共品芳茗，隨著鴻漸大師訪遍天下甘泉，介紹我們認識王羲之、謝道韞…… ，讓我們得以仰瞻魏晉名士的俊逸風範。 古往今來多少東西，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便利，從而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其巨大的功利甚至澤被今日，但是往往也正因為其巨大的功利性，使人們的目光始終局限在註重其物用的層面上，唯有茶葉由遠古時的藥石之用化而生趣，因趣生藝，由藝至道。中國的哲學、美學中的諸多無形的概念借助於茶的闡釋，成為有形的、神靈活現的愉悅之事。 時至今日，中國的歷史文化早已凝聚於一冊冊典籍之中。翻開歷史，看到的是王綱解紐，禮崩樂壞：但見貴冑酋豪間爾虞我詐，於刀光劍影中，或問九鼎，或窺三川； 翻開文學，英雄，才子，韻士，佳人，金戈鐵馬，春花秋月，如淥水晨舟，破霧而來；這一冊是哲學，目之所及，是沉思中的往聖先賢，肌之所觸是玉的溫潤，耳邊習習者，乃松下之風，閉目所感，是篁竹的靜幽，鼻之所嗅，更是茶的清芬。先賢雲：“汲甘泉，瀹芳茗，孔顏之樂在瓢飲。”於滾滾紅塵中，忙裡偷閒，一品芳茗，不亦怡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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