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的特點、挑戰及展望

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輝耀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 2010-01-05

六十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有誰能料到，今天的中國能坐擁全球第一大外匯儲備，成為世界第二大對外貿易國、而且即將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三十年前，又有誰能預想，今天的中國能將人成功送上太空，能舉辦有史以來最豪華的奧運會？毋庸置疑，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三十年來尤其在經濟方面的發展速度和規模，讓世界感到驚歎，也吸引了世界範圍內對“中國模式”的強烈關注與深入探討，這也引發了我們的思考。

因為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背景，加之全球化時代休戚與共的國際關係，海外長期非常關注中國的社會發展和命運。美國學者福山在冷戰後提出了著名的“歷史終結論”，認為蘇聯解體標誌著共產主義的終結，歷史的發展只有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一條道路。他提出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最後一種統治形式，從此之後，構成歷史的最基本的原則和制度就不再進步了。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連福山本人最近也公開認為，“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西方自由民主並非人類進化的終點。20年前，西方學者為拯救“拉美模式”提出了“華盛頓共識”，而在中國經濟發展後西方開始有人提出基於中國發展模式而總結出的“北京共識”。中國經濟的強勁崛起，一方面使得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進一步分析中國發展的原因和挑戰，另一方面，“中國模式”的有效性成為中國對外提升影響力，對內加深自我凝聚和認同的有力宣傳利器。除此之外，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雖對中國出口帶來了沉重打擊，但是因為“中國模式”的特殊之處，中國經濟的已經率先復蘇，許多發展中國家更將本國經濟復蘇希望寄託於中國。這些都給“中國模式”提供了走入世界關注視野的背景和契機。

簡單說，海內外圍繞“中國模式”的討論主要涉及總結、前瞻、推廣三類。

中國三十年來年均10%的經濟增長率主導了人類歷史上最耀眼的經濟革命，改變了四分之一人類的生活狀態和生活方式，形成了自成一體的變革方式，所以歸納、總結、研究中國社會發展模式的優點與缺點、貢獻與挑戰，成為海內外各大媒體、研究機構、智庫的重要研究課題。這其中有著層出不窮的唱衰或看好“中國模式”截然對立的學說。

現在所指的“中國模式”是有時間區段的，主要限定在改革開放至今的三十年間中國社會的發展模式。而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的中國模式又是什麼樣呢？於是，大量的學說將重點放在前瞻性的探討“中國模式”未來應如何迎接挑戰、保持可持續發展。

從世界範圍內來看，海外一些研究多將中國看作發展中國家的傑出代表，把“中國模式”與“東南亞模式”、“印度模式”、“越南模式”等其他發展中國家模式作比較。解析“中國模式”同時，重在研究其是否能在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推廣及複製。

泛指的“中國模式”可以細化為中國的經濟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這一模式背後的文明價值觀。中國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尋求經濟增長，改善人民生活的經濟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滲透其中，幾者相互影響。需要指出的是，要全面地探討“中國模式”是個複雜的工程，本文中提到的中國模式主要基於中國的經濟模式。當然，經濟模式是相對最表像也是最易把握的，而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會如同兩條潛伏的紅線始終如影隨形。

總的來說，“中國模式”特點明顯、挑戰嚴峻。

（一）“中國模式”的特點

所謂“中國模式”實質上是一種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後發理論總結和歸納概括，而非預先存在的行動指南和政治綱要。“中國模式”也是一個難以全面界定的概念。總結現今普遍流行的說法，主要是指中國社會的一種發展模式，時間的區段多劃分在改革開放後至今的中國社會發展模式，而深入討論現在形成的“中國模式”應追溯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甚至更早。今天的“中國模式”的形成，應該看到中國共產黨開始執政的1949年到改革前的一段歷史為後續的經濟建設提供了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國家在政治、經濟、國防上的完全獨立自主，這使得後來的經濟建設獲得了一個最大限度的發展空間。我認為，中國模式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政府強勢和集中高效

中國延續數千年的傳統文化是“中國模式”繞不過去的源頭。中國政治兩千餘年的政治傳統影響了中國發展模式的價值內核趨向於“中心驅動”模式，即政府是“主導型政府”或“強勢政府”。主導型政府便於資源集中、行動高效，是成就“中國模式”的核心要素。相反，歐美社會體系由各個社會功能自主組成“網路驅動”的契約模式，少有政府干預，多進行自我管理運行。今天，“中國模式”與“歐美模式”等的差別根本上與此相關。

中國政府的強勢首先表現在其對經濟具有決定性影響力，通過國有企業或與國家關係密切的企業進行運作，國家政權通過對這些企業的控制介入經濟。國家政權在市場中具有中心地位：確定經濟優先發展方向和目標，引領經濟體制向符合市場需求的方向發展，比如制訂“五年計劃”，比如大型國企的巨大整合力。

中國政府集中掌握著較多資源——譬如土地國有，具備極強的行動力，在經濟建設方面具有很強的動員和干預能力，基礎設施建設因此可以進行細緻的全域規劃，某些難度高或短期見不到效益的項目才可以用“搞運動”的模式強力推行。因此，“中國模式”在過去三十年積累下發展中國家少有的基礎設施。這種集中的資源在過去30年保障了其他領域的高效、順利的運行。

2．對外開放和學習其他模式的成功特質

政府主導的同時，中國模式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績，在於對外開放大量吸收了市場經濟的優勢和其他模式的經驗。對外開放很大程度包含了學習和融入其他模式的成功特質。新加坡東亞問題專家馬凱碩曾總結出亞洲幾大模式成功是吸收了西方智慧七大支柱的結果：自由市場經濟、熟練掌握科技、精英管理班子、實用主義、和平文化、法制及強調教育。反觀中國模式，也是不同程度的吸收了西方的這幾大智慧。同時“中國模式”還學習了亞洲內部的“日本模式”“亞洲四小龍模式”的成功經驗。

在實際操作上，中國經濟採取了對外國以及國際貿易和外資開放的模式。在開放中獲取先進技術、現代管理方法、先進知識以及外國資本。中國經濟的內外部資本積累同時進行，內部的資本積累依賴於國有銀行對國有企業的信貸支援和對基礎設施的投資，而外部資本積累依賴於外國直接投資和出口導向型增長。通過漸進式對外開放，中國逐步加入國際經濟體系，成為世界主要進出口國和對外被投資國，並正在變成主要的對外投資國。

3．不斷修正的形式

由集中高效的特點還能引申出“摸著石頭過河”的特徵。很多觀點認為中國模式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在於“沒有規定的形式”，設計師沒有提前為中國發展規定一種絕對的固定的發展模式，所以創造性的為世界貢獻了中國經濟奇跡。我們說中國模式是一種經驗的總結和後發的理論歸納，即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在不斷的“試驗——修正——再試驗——再修正……”中搞起來的，也就是所謂“摸著石頭過河”。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在關於中國經濟的新聞報導中，“試點”、“經驗推廣”之類的詞彙中國人絕不會感到陌生的。而這一特點依然源於前面提到的集中高效。在一個局部，封閉式的推行某一政策，搞好了就推廣，搞不好則立刻可以叫停、重來，這樣的行政成本其他國家是難以想像的。其結果是，好的效果很快就出來，沒有“理論”，也就沒有定式思維的束縛，政府敢想敢幹，也能幹，即使出了什麼問題，憑藉政府的強行動力，也可以把負面影響限制在極小的一個範圍內。這點同時說明，廣義的“中國模式”本身是沒有局限的，在未來也應該處在不斷的修正中。

4．較強的務實性與較快的適應能力

政府主導模式讓中國在面對意外情況時擁有較強的務實性和較快的適應能力。鄧小平當年的“白貓黑貓論”就是這種務實性的一種表現。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上，“中國模式”一方面，大力培育和發展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卻從未停止過發揮主導作用。政府既通過市場間接發揮作用，又在必要時直接進行干預。而其他模式顯然更重視“看不見”的那只手。“看不見的手”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但“看得見的手”是相對可把控的。面對危機，兩手並用的“中國模式”顯得更有克服危機的能力。在本次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政府成為最早推出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計畫的國家。同時因為強勢政府積聚了強大的外匯儲備，能使得中國經濟在短期內有快速復蘇的趨勢。這些與集中高效的政府主導經濟體制不無關係。

5．漸變發展過程，穩定國內局勢

“摸著石頭過河”與“循序漸進”發展特徵相輔相成。穩定是“主導型政府”的根本保障，“穩定壓倒一切”是中國政府一貫堅持強調的。因為不斷“實驗和修正”而沒有在經濟體制尤其政治體制上進行劇烈變革。所有變化和改革都在循序漸進中進行，避免了東歐劇變的不成功經驗，維持了國內長久的便於搞經濟建設的穩定局勢。另外，通過逐步提升社會主義和傳統文化核心價值觀來抵禦其他價值觀，既有利於保證全國統一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下，也有利於保證國內局勢穩定。局勢的穩定是發展“中國模式”的保證和又一大特徵。這種穩定的強調在一個GDP從低水準經濟向高水準經濟迅速發展進程中顯得十分有效。

6．把握全球化浪潮的機遇

中國模式的成功，中國經濟的發展，除了穩定的國內環境以及政府主導對經濟的強力推進之外，還趕上了至關重要的歷史的契機——幸運地在對外開放之時恰好迎來了世界經濟的全球化浪潮。全球化浪潮對“中國模式”的影響是怎麼說都不過分的。當世界進入波音空客時代，當電腦、通訊、手機開始普及，當地球變平之際，中國正好處在主動開放的大浪潮中。而中國在21世紀的第一年加入WTO，更為中國經濟的騰飛帶來強大的推動力。中國把握住了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的巨大機遇，成功地將3億農民轉型為農民工，全世界迎來了中國製造時代。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進行中、低端產業轉移，發展中國家利用發達國家的技術、資本，和本國的資源進行產業升級。也就是說，中國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機遇中要取得發展，最關鍵的是在這段時間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取得了更好的“比較優勢”。

7．“人口紅利”和“出口導向型”經濟

對比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優勢首先在於勞動力成本低廉，這是“中國模式”取得成功的“人口紅利”。最近30年來，全球首屈一指的廉價的中國勞動力大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貢獻率達到26.8%。中國每年供給的勞動力總量約為1000萬人，勞動人口比例高，保證了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力需求和社會保障支出的低負擔。得益于建國後開始展開的掃盲運動，文盲半文盲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不高，所以在發展中國家中素質相對較高。傳統東方文化吃苦耐勞、刻苦、節儉的特性在中國人身上尤為明顯。大量的農村人口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湧入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區，在早期幾乎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況下勤勤懇懇為“中國模式”進行著原始積累。

其次，如上文提到，中國國內環境穩定，不像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民族、宗教衝突不斷。穩定加上人口紅利再與全球化相結合，中國的“比較優勢”凸現出來。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和眾多第三世界國家一起投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但因為以上因素“中國模式”似乎更為耀眼。在缺乏發達的國內消費市場的前提下，中國依賴國外市場、尤其是歐美市場來解決了產能過剩的問題。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將大量的“中國製造”遍佈世界每個角落，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外國直接投資還給中國帶來了高科技和資本，其與中國的低工資勞動力相結合使中國成為全球低成本製造業的領頭羊。從紡織到機電,中國製造已經逐步從單一的較低級別的優勢產業拓展為一套低成本的工業體系。與發達國家比中國有更低的人力成本，與發展中國家比，中國則擁有更完整的工業體系、更完備的基礎設施和更高素質的勞動者。

受惠於全球化，中國獲得了生產能力、高技術和就業，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貿易順差還為中國賺來了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也為國家面對類似金融危機的危險提供了保護，更成為吸引世界關注“中國模式”的一大理由。

中國的確發展迅速，以上列舉的種種優勢也讓“中國模式”引來海內外一片讚歎，尤其在面對金融危機時，“中國模式”的影響力得到了空前提升。

（二）“中國模式”的挑戰

中國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國也需要面對“中國模式”非常嚴峻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從一開篇，我就強調了“中國模式”是有一定的時間限定的，是對過去三十年的中國社會發展的總結，並非未來的指導性的理論。過去適用的模式未必將來能適用，況且既有的“中國模式”也已經開始出現問題和挑戰。無論從經濟持續發展，還是從道義角度考慮，長遠來看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都必然進行調整。可以說，過去通常意義上的“中國模式”，將在不遠的未來，將會不斷得到修正趨於平常，或者逐步淡出我們的視線。

那麼，在讚歎聲中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它，是有利於指導未來“中國模式”的可持續發展的。對應上文種種“中國模式”優勢的耀眼光芒，種種阻礙其繼續向好的挑戰同樣顯而易見。

1．“中國製造”與“中國創造”

政府主導型經濟是“中國模式”的一大特點，中國經濟長期依賴政府的經濟調控這只“看得見的手”，自動削弱了“看不見的手”。然而，後者是我們建立市場經濟的目的之一，也是“中國模式”可持續發展必要條件。長期形成的高積累、重投資、輕消費的“投資饑渴症”，源於政府力量過於強大。政府力量過於強大，市場的力量會被限制，於是激發不出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產業的商業模式，更缺乏完善的金融體系……

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在很多外國人的眼中中國只是超級市場背後的工廠；中國第三產業僅占經濟總量的40%左右，而發達國家超過70%；在世界500強企業名單中，中國除了資源集中的國有壟斷企業，還沒有民營企業上榜；中國還沒有企業真正能夠全方位的走出去。這些現象的背後主導因素在於，政府在整個社會體系中處在強勢地位，“搞運動”的模式進行經濟建設，市場本能的創新活力無法充分激發，大多數企業缺乏自主創新能力。中國製造業長期處在產業鏈的低端、產品低級化，沒有形成中國自己的核心技術與叫得響的國際品牌，遍及全世界的“中國製造”是相對低端的產品，沒有“中國創造”的名牌，中國本土永遠只是擁有“比較優勢”的加工國，而這種低成本加工國的地位隨著世界金融危機的衝擊也在不斷減弱。

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內部資本積累依賴於國有銀行對國有企業的信貸支援和對基礎設施的投資。首先，國有銀行源源不斷地大量放貸可能產生壞賬；其次，鐵路、公路、基建等號稱“鐵公基”的基礎設施已經日益過度豪華，靠投資基建拉動經濟，基礎設施在不久的將來可能面臨產能過剩的危機。接下來，中國經濟如何增長，“中國模式”如何可持續？

此外，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中國經濟“國進民退”的趨勢有所抬頭，這樣長期下來形成慣勢，勢必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後勁。實際上，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就是開放了民營私營經濟，這是中國模式能否取得創新成功的重要因素。

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的舉步維艱，很大程度上與源于政府強勢抑制了創新能力密切相關。這方面，中國模式還具有改進和完善的空間。

2．“人口紅利”與“人才紅利”

三十年來，中國低廉的人力成本在全球化進程中為“中國模式”提供了“人口紅利”，然而，中國面臨的現實是在不到十年後“人口紅利”期的關閉。因為“老齡化”社會的提前到來，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遠沒有想像的那麼多，中國正在由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時代轉變，2009年正是轉變的拐點。這個轉變會帶來勞動者工資的上漲和社會保障支出負擔加重，尤其是中國以“人口紅利”取勝的時代將過去。 “人口紅利”曾説明“中國模式”完成了低端的發展，但未富先老的“老齡化”社會給“中國模式”帶來巨大的可持續發展壓力。

應該說，產業升級、技術創新、打造創新性國家以至在未來的全球化世界取得可持續發展都需要由人才來完成。但是，因為第三產業、服務業的滯後發展，高端人才便無法合理就業，導致大批高端人才流失海外，這對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和增強中國的國際競爭力非常不利。近年來，我個人對保障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人才戰略”作了些研究，我不久前還出版了《人才戰爭》一書，指出中國未來30年的發展成功與否取決於中國能否真正擁有大批高層次的人才。我認為，從“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將保證“中國模式”的可持續發展。要啟動“人才紅利”必須加強和通過相關更加開放政策的出臺，使各類人才有用武之地、包括吸引大量海外中國高端人才甚至將外籍人才為我所用。

中國經濟方面所面臨的挑戰不少，但是，只要投入足夠多的資源和時間，重視發揮本地的人才紅利，取出中國儲蓄在海外的人才紅利，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些問題都還是可以解決的，不存在十分嚴重的“瓶頸”現象。真正的挑戰，並非來自純粹的經濟層面。人才的重用和人的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但僅憑經濟上的量變，很多問題是無法解決的。中國模式下一步的可持續發展，重用人才紅利是關鍵的因素。

3．民眾心理問題

中國模式發展的順利與否還取決於公眾心理，抑或說是“民心”。近年來，因為腐敗蔓延和加深等問題，“民”對“官”缺乏完全的信任感，而這在網路時代尤其容易引發群體性事件。即便從“純經濟”角度考慮，這關係到人們對經濟前景的心理預期。以目前被討論的最熱金融問題來說：現代金融的核心，就是要讓人們去預支未來，以此帶動經濟的迴圈。而如果多數人都無法建立起樂觀的心理預期，那短期的投機炒作必然會代替長期的投資行為，那金融操作就無法健康的運行起來……觀察中國的近年的股市，大起大落實在驚心動魄，包括外資在內的很多中國經濟參與者，大家把中國看作一個“炒短線”的大賭場，熱錢滾滾，誰都想賭一把，但誰都想賭一把就撤離。

理論上，政府主導型的社會比純粹自由市場資本主導的社會更偏重效率與公平。前些年，中國政府在處理公平和效率上一直偏向效率，出臺的許多政策都體現了效率優先的特性。本來，傳統計畫體制下的“分配偏好”是重國家和集體、輕個人和居民，資本主導下的“分配偏好”也是重企業和資本、輕個人和勞動。因此，如果政府在經濟發展的價值選擇上繼續偏重效率，那麼，無疑會加重資源和收入的分配向前者傾斜。再加上社會正義、教育、醫療、住房等確實存在的社會問題這就有了國富民弱、內需無法增強、不得不依賴外需、處在產業鏈的低端一系列的惡性循環。這些不可否認是現有的“中國模式”所需要克服的另一面。

按照馬斯洛的“人類需求層次”劃分，中國社會在取得物質的保障後，必將迎來一個多元化的精神需求時代。過去的“中國模式”專注于集中一切社會力量實現經濟目標，個體在其中顯得微不足道也易被忽視。在克服物質匱乏，中產階層不斷擴大之後，“中國模式”面臨的問題將是如何分享物質。在要求機會均等、社會公正、實現個人價值的多元化的社會需求面前，如何建立有個性的自由表達的機制將是“中國模式”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

4．環境和能源問題

另一個挑戰也相當急迫，這就是環境和能源問題。多年以來，“中國模式”低技術水準、粗放型的發展模式已經使得環境承受能力達到了極限，單位GDP能源消耗巨大的粗放式經營難以為繼。然而，在前面提到的在全球化經濟中，中國經濟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其實也是以犧牲環境和能源為代價的。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還剛剛開始，中國的農業人口還占中國大多數，中國未來的現代化，城鎮化，綠色GDP，氣候變化等諸多難題，將使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面臨其他國家發展進程中不曾遇到過的嚴峻挑戰。而未來“中國模式“的可持續發展又必須要在環保、節能和氣候變化等方面上尋找新的解決方案。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又提出了新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標準，在2025年要達到減排40%-45%的標準，認真實施起來，對現有的粗放式經營模式將會是巨大的挑戰。

綜上所述，可見現有的“中國模式”雖然創造了過去三十年經濟奇跡，卻是一種處在比較低端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在經濟從低水準向高水準發展的進程中會十分有效。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這種模式需要做新的提升，來適應新的經濟基礎，創新新的上層建築，大國崛起最終是要走向高端的可持續發展的模式。

（四）“中國模式”的展望

如果說，全球化給了“中國模式”一次歷史機遇的話，金融危機同樣是歷史賜予“中國模式”重新自我審視和轉型、全面洗牌和創新的好機會。若抓住機遇，以上“中國模式”的挑戰和不可持續性的因素會轉危為機，然而若沉浸於“中國模式”的陶醉，僅看到其中的優勢而高枕無憂，任其發展，中國將錯過重大的歷史契機。

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在金融危機中影響力快速提升，是不爭事實，但“中國模式”的確面臨諸多挑戰，有的甚至相當迫切和嚴峻。總結其特點是為了更好地應對挑戰。今天，我們談論“中國模式”，如何保持可持續的發展才是題中之義。未來的“中國模式”應該是一個不斷開放和普世化的模式，不拒絕任何先進的人類經驗和其他模式的成功之處。我們不贊成一味吹捧“中國模式”的優越性而遮蔽了其嚴峻的缺陷和挑戰，我們更反對狹隘地將現有的“中國模式”認為是中國的未來之路，而全盤否定其他模式。封閉和夜郎自大的心態，一百餘年來，幾次死灰復燃，中華民族不能再走這種老路。

人類是在相互學習和總結中進步，在不斷調整和改造中上升。過去“中國模式”成功很大程度在於不斷地融入“歐美模式”“日本模式”等在內的全人類好的經驗和智慧，以積極、開放的心態迎接全球化。那麼，未來中國經濟或社會要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依然必須學習“普世經驗”和“普適價值觀”。反之，要想讓“中國模式”被世界認同和得到推廣，也就是說自身能具有普世性，更必須不斷開放和融合。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也指出：“模式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但不是零和遊戲。世界經驗會影響中國模式，同樣中國模式也會影響其他模式。模式之間的互相學習、競爭和改進是全球化能夠貢獻給人類社會最寶貴的東西。”

一個甲子的風雨歷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中國實踐，發展出了今天開始探討的“中國模式”；有理由相信尚沒有答案的“中國模式”將在不斷變革與調整中發展！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