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最近有網友討論到翻譯的重要性，忽然說到了Jorge Luis Borges，不免特別有所感觸。

從高三開始，我就開始接觸英文翻譯這一塊內容，後來上了大學之後，為了賺外快以便出國遊玩，那時就接了一些英美言情小說的翻譯工作。

在那個時候台灣流行的外國言情小說，個人覺得沒有太多內涵，但是翻譯接案成為衣食父母的情況下，也因此讀了不少羅曼史。

舉凡個人所知的著名老派羅曼史小說家，大概有Johanna Lindsey（喬安娜‧林賽）、Jude Deveraux（茱蒂‧狄弗洛）、Kay Hooper（凱‧琥珀）、Linda Howard（琳達‧霍華）、Sandra Brown（珊黛‧布朗）、Judith McNaught（茱迪‧麥諾）、Danielle Steel（丹妮爾‧絲蒂爾）、Amanda Quick（阿曼達‧奎克）、Nora Roberts（諾拉‧羅伯特）等。

上圖是民國七十六年的版本，扔在書櫃很久沒看了，也算是廿四年前在書店打工的回憶。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些外國羅曼史女作家帶給自己額外的收入。

舉例來看，上述這些羅曼史老作家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流行文化，有幾位的翻譯作品與原作都在拍賣市場上漲到一定的高價，就是出於譯作的精采度。

像是Jude Deveraux（茱蒂‧狄弗洛）當年暢銷書的榜首《吻了五個世紀》（A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的台灣譯本老書，主題是英國古代騎士穿越時空與現代剩女相戀，現在可能看來很老套，這本算是廿多年前的新潮題材與穿越時空之類小說的鼻祖，我有位好友近期還寧可花一千塊台幣去買那本絕版中文小說，還對新版的刪節本抱怨連連。

這類以或者像是Johanna Lindsey（喬安娜‧林賽）的科幻作品《捍衛玫瑰》（Warrior's Woman）等小說，當年銷量據說都是以萬來計算，到了現在卻乏人問津。

或許，只能說時代的變遷，讓浪漫的想像走入了過去的歷史，而迄今如Linda Howard（琳達‧霍華）的作品在大陸也頗受歡迎，以描寫的情慾指數而言，這類小說還能有一定的吸引力，作家也能夠繼續用寫實的愛慾來吸引讀者。

當然，此類羅曼史也有相當好的作品，同樣能提供知識性的主題。

印象深刻的，譬如Ruth Goodman（筆名為Meagan McKinney，譯名為美根‧麥金尼）的《獅子與玫瑰》（Lion and Lace），或者Nancy Harding（南施‧哈汀）的《白銀之鄉》（The Silver Land），都對歐陸文化與歷史進行深度介紹，現在的羅曼史反而看不到了。

翻譯絕對是一門學問。

羅曼史的翻譯通常會有許多不同的版本，有所謂的「刪節版」和「未刪節版」，多數在於不同時代的審查政策，早年台灣社會民風保守，翻譯還不能照實來進行，歐美言情小說對於情慾直白且充滿激情，往往會在翻譯後審查不通過，還有一些特殊的信仰忌諱或者有關於政治、民俗、種族、膚色等特別規範。

這也是翻譯者必須留意之處：配合當地文創作品審查政策與各類避諱。

早年的翻譯者游走於法律邊緣，而正是社會氛圍趨於開放，使得這些作品不再被衛道士痛責或排斥，看多了就不甚稀奇了。

不同年代的翻譯，有各自的流行趨勢，某些用語可能通俗而琅琅上口，卻不具備文學上信、雅、達的基本要求，翻譯者還得盡量避免低俗用語或網路詞彙。

大致上來說，將外語翻譯為母語並不困難，只要具備一定的語言基礎即可；然而，對於作者而言，用非母語的文字來創作，絕對有相當的困難性。

翻譯絕對要忠於原著，這是共同的認知。

不過，只要是從事專業翻譯的人，或者曾經專注於用外語創作的朋友，可能都聽過著名評論家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評價貝克福特（William Beckford）的《維克》（Vathek）時，說了一句名言：「原作不必忠實於譯作。」

這句話看似弔詭，實際上是一種反論，更是完全的譏誚。

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這樣評論那位英國作家的法文作品，講難聽一點，言外之意就是嘲弄原作不如譯作，並且藉此譏諷使用非母語創作的失敗之處。

貝克福特（William Beckford）出生於倫敦，英國人的母語自然是英語，他反而用法語來寫小說，導致多數人在閱讀原創作品時，覺得法語使用不流暢，讀起來也有「不知所云」的混亂感，因此他的這本《維克》（Vathek）最後還是被譯回英文。

說來很諷刺，英國人用法文寫作的小說，讓人推崇的反而是英文翻譯本。

原作和譯本之間的差異，就在於此；而對照許多知名翻譯，更有可能比原作還精采。

誰能說翻譯不如原創呢？

專業翻譯考驗著各自的文學修養、對於掌握另一種語言的透徹，以及專業知識的學習，相對而言，個人認為翻譯需要一定的學養高度。

我曾經買過好幾種《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的版本，王爾德（Oscar Wilde）的英文原著也在多年前訂購到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無論開頭或者結尾，手中四本對照起來，細節都不盡相同。

上圖是個人認為比較好看的版本，這個絕版的版本有詳細的作者介紹，還有當年幾名台灣作家（吳淡如、彭樹君、林黛嫚）的專文推薦，同樣是民國七十六年的版本。

說到這一年，個人印象非常深刻，這一年（一九八七年）我買的書格外多，就是因為打工的第一間書店此年倒閉，書店老闆讓我以七五折的價格買走部分的庫存書，當時覺得還算便宜，但對身為國中生的自己也算是很大的負擔了。

我最難忘的少女回憶，就是窩在書店打工和閱讀的日子。

可以說，閱讀也是困難的，由於翻譯者的程度不一、文字運用、刪節長短皆不盡相同，使得做為一個讀者，往往會對譯作產生困惑。

年長一些的時候，我繼續在書店打工，這時讀到了原文版本，對於翻譯的用詞也更是疑問重重。

補充一段今日（6/22/2011）的感言。

所有的翻譯，要看譯者的個人判斷。

忠不忠實於原著，在每個翻譯者的心中都自有一把尺，有時這標準是審查者給的，有的是編輯要求的，更多的則是針對讀者喜好，譯得好不好，在主客觀的判斷上並不一致。

讀過他人不少的翻譯，而我自己也有少量譯作，時常覺得有所不足，特別是一些早期翻譯者的博學多才，像是中西兼修的嚴復，真可以說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翻譯的《天演論》，就算多年之後個人依然看不懂，大師就是大師啊。

最知名的就是那句達爾文的名言「Nature selects, the fittest survives.」，嚴復大師可以將原文翻譯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又例如金庸小說，翻譯為十幾種語言之後，反而很少外國讀者能夠領會武俠的招式和境界，一般譯本的評價並不高。

另外，翻譯還必須注重前後文的文學情調，譬如以散文詩聞名的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他的作品強調閱讀起來的韻律和句式的美感，在《巴黎的憂鬱》（Le Spleen de Paris）之中，講「lunatique」，本來是古代歐洲人認為月亮會使人發狂，一般譯作卻翻譯為「精神病患」，而「l'invitation au voyage」的原義是「旅遊邀約」，有些人卻會譯為「遨遊」或「徜徉」，很多字詞無法直接翻譯，也不能加以延伸，固然字面意思單一，還是為了詩意而會在譯作上的字面解說有所取捨。

翻譯最困難之處，就是避免原著的意味全無，或者意義受到扭曲，特別是詩作之類，考驗的就是翻譯者的能耐。

如何避免直白，還有符合原義，並且加上文學性質的感動，達到信、雅、達的境界，實際上是有困難度的，所以翻譯並非照本宣科便可以萬事大吉，無論是文化或者藝術層面都得兼顧，不得忽視原文的精髓和體裁，而要參透作者的想法。

有一些小說，可能翻譯之後會塑造成完全相左的印象，好比《唐吉軻德》（Don Quijote de la Mancha）的故事表面上顯得戲謔搞笑，實際上卻有深刻的人生寓意；或者《李爾王》（King Lear）為了配合時代因素，真正結局雖然是悲劇，但是清教徒厭惡那種虛無主義，往往會在出版物或者戲劇表演上面翻轉改編，變成大團圓結局。

解說者或者翻譯者，常常會基於各自的主觀認知而扭曲原作。

對於外在環境和解釋的片面干涉，亦或將原文加以刪減轉譯，都使得忠於原著產生難度，因此藝術經典被他人歪曲為幼稚鬧劇，也是非常可能的。

有時，形式上的忠於原作，可能也是對於原文的誤解，拘泥於形式，就無法在翻譯上達到一種意會的高度。

譯作是需要言傳的，文字上的解讀，就是原作在翻譯者心目中的理解程度。

甚至可以說，外國人永遠搞不懂中國武俠小說的世界，分不清「英雄」或「俠客」的差別，好比我有一位朋友，就說《水滸傳》裡面充斥著「強盜」和「殺人狂」。

每本著作都有所謂的時代精神，如何能理解古人的思想與行為，以及對照現今的套用模式，個人覺得中國文學就是挑戰讀者的能耐。

翻譯者就是原文的演繹者，而在解讀的過程中，如何成為作者的最佳理解者，其實有既定的認知。

就算是中文，現代人也未必懂得百年或千年以前的作品宗旨，就連翻譯古代的文言文作品，都需要專業化的學習，搞清楚特定時代的職官、法令、社會氛圍、經濟狀況等，如此得以在譯作表現出立體感，細節鮮明且描述逼真而符合文學性，閱讀上也可以避免認知錯亂或文字不流暢的問題。

無論作者是誰，將譯文和原著放在一起對照的話，往往立分高下。

保持原著的骨架，創作核心要訴求翻譯的高妙，文體則幾乎屬於譯者的個別理念和文字特質。

譬如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小說，原文是英文，到了法國讓知名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跟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原名為Étienne Mallarmé）分別呈現，雖然這兩位法國詩人都屬於象徵主義的代表作家，但馬拉美屬於早期象徵主義，波特萊爾則是橫跨象徵主義和早期現代主義的範疇，因此兩人的小說譯作，在文字的表現方面，絕對是截然不同的。

我的閱讀非常狹隘，作為讀者，我讀到的多數作品很可能都屬於譯者的二手至三手解讀，所以閱讀絕對有盲點，而翻譯可能已經偏離了原著。

舉例來說，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是哥倫比亞的作家，他的魔幻現實主義題材，往往會通過英譯傳輸到全世界，他都承認了英譯本的《百年孤寂》（Cien años de soledad）「有可能」超越原著，而由於翻譯者都從英文翻譯入手，大有可能翻譯者根本就沒有讀過原著，甚至完全不懂得西班牙文。

那麼，我們所讀到的《百年孤寂》，真的就是馬奎斯所表達的全面內容麼？

不得不說，翻譯者可能經過好幾手，而在英語為主要翻譯語文的世界裡，非英語系國家的譯作，不得不通過他人的翻譯再來解讀，如此便與原作意味南轅北轍。

就像雨果（Victor Hugo）的《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贏得國際讚譽的舞台劇或者小說版本，都是英文翻譯版，而多數的中譯本也以英譯本為基準，當我去尋找法文版本的時候，就發覺中文版本錯誤不少。

又好比聶魯達（Pablo Neruda），國內對於他的詩歌作品譯本極多，但個人要指出一個盲點，那就是：原著為西班牙文，翻譯卻都從英文版轉來。

換句話說，譯本很可能來自於另一種語言的譯本，而不同的譯本轉手之後，翻譯者可能會扭曲了原著的真正思想和表述手法，這也可以說是閱讀翻譯作品的危機。

又像是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這位作家，他在俄羅斯的讀者比在法國當地的還多，而中國大陸早年的譯本，不是從法文直接翻譯，而是從俄文轉譯而來，這是個人所知道的情況。

可以說，近年讀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不同歐洲語系的譯者多了，在譯作上就不會重蹈覆轍，專門以英譯本當作翻譯圭臬，反而拋棄了原著作品。

翻譯是門學問，不懂得的人在門外徘徊，門外漢也僅能看看他人的熱鬧，原文的門道或許乏人問津，更大的可能則是完全摸不著邊際。

我一直認為唐三藏（玄奘）是個偉大的人物。

他為什麼要去西天取經？

或許讀過《西遊記》的讀者，會以為那是神怪傳奇的隱晦部分，觀音大士讓他去，人就遠遠跑去天竺，率領童話般的孫悟空、沙悟淨、豬八戒等徒弟遠赴國外。

歷史上了不起的譯作，都需要翻譯者本身的付出與學習，在交通狀況嚴重受阻且路途艱難的困境中，還得奔赴作品的產地去求取原文；佛教早在漢朝就已經傳來東土，所以西方極樂世界的真諦，使得唐朝時期的玄奘遠道去了天竺，將梵語佛經直接譯為中文，沒有透過前人的翻譯來解讀經文，這就是身為一個譯者的偉大之處。

中國歷史上為數頗多的佛教經典，顯示著古代翻譯的重要性，並且完成了漢語文學的部分經典，而不僅僅是原著的衍伸想像。

語言的多樣性，也使得翻譯困難重重，而一個盡責的讀者，必須想辦法去學習原著的語言，或者乾脆就將原作自行翻譯。

史上能夠完整運用語言優勢的天才人物，就是中國南北朝時期的佛教高僧：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是西域龜茲人（今日的新疆庫車），他的父親是身毒貴族（今日的印度，龜茲語稱之為Indaka，後來統稱為天竺）而流亡於龜茲，他的母親則是龜茲公主（龜茲國王之妹），因為精通多種語言又是得道高僧，當時前秦苻堅為了得到他還發兵七萬人攻打龜茲，就是為了將他請來東土。

這位翻譯天才的一生，大概翻遍史書也難以解釋，除了神奇的部分傳說之外，他的佛經譯本通行迄今超過一千六百多年，「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名句，許多人可以琅琅上口。

翻譯是門苦差事，更是需要深刻研究各種層面的專業學術，或許有的譯者具備強大的單一語言能力，倘若單字背得多就以為翻譯會占上風，可能在文章總體的中心主旨把握上，往往會落了下乘。

因為理解閱讀的工夫，死記語文也許費力不討好，能掌握文化深度，理解國外各大文豪和思想家的創作結晶，得自己努力去學習，並且研讀各式各樣的專業書刊。

懂得原文就是翻譯者的利基，而從他人的翻譯下手來閱讀，可能就是偏離作者和主題的歧路。

閱讀譯文的好處，就是讀者覺得方便理解，能夠把複雜的內容完全或者部分讀懂，而不需要去研究原文，免得造成理解上的盲點或錯覺。

原文不一定容易讀懂，特別是一些作家的出發點，或者他們創作的主題，亦或細節中的意旨有高複雜度，使得就算懂得原文的人，只要不熟悉歷史背景和文化氛圍，充其量只能看而不懂。

理解是比閱讀更重要的過程。

如果沒有鳩摩羅什和玄奘，形而上和形而下對於一般信徒而言，全都是讀不懂的天書，或者難以理解的神祕思想。

倘若沒有嚴復的翻譯，達爾文離當時的中國人可能非常遙遠，譯作改變了那一代學生的想法，促成了科學研究和思想變革。

繁多的譯本和詮釋，展示了翻譯者豐富的內涵與人文思想，更可能是擾動時代的推手。

原汁原味的創作，以另一種語言來詮釋，並非是再創作，而是充分體會作者的想法及精神，就像寫詩，那種將所思所感加以濃縮後保留下來的部分，就是文學的精粹。

因此我常常說自己不會寫詩，那是因為個人覺得自己寫得不夠好，並非是謙虛，而是對於詩詞有高一些、精準一點的要求，也從他人的創作中讀到更精深的優秀作品。

在目前，一般讀者與原作保持了遙遠的距離，最接近的反而是能夠將外國語文應用於理解作品之上，或者將自己的原作翻譯為其他語文，進行宣說或傳播知識的路徑。

我從不想否認學習外語的必要性，但外語就是一種「工具」，就像農夫種地需要農具，而專業工人必須學會操作特定機器一樣，要企圖掌握現今全世界的多種語文，簡直就是癡人說夢，所以如何能釋疑而又不懼學習偏差，其實有一定的難度。

這個世界有千百種語言，通用文字大約百種，因此古人要「書同文」來進行「工具」的教育，像我教人學語文，就會特別強調這個層面，因為語言的存在，永遠也不能凌駕於思想本身和文化的傳播之上。

時代的變遷，在互聯網將世界變為地球村的廿一世紀，新詞彙不斷產生，語言很可能在未來會來自於火星，甚至是難以想像的某一個空間。

語言只是傳播的基本工具之一，不懂義大利語可以領會《神曲》，沒聽過希伯來語依然能閱讀《聖經》，不懂德語也同樣可以欣賞《浮士德》，就算是外國人想要理解中國文化，《紅樓夢》的版本流傳到世界各地也超過十種語文了，而科技影音的進步，更將翻譯轉化為聲光效果，使得單純的文字閱讀反不如視覺饗宴來得吸收快速。

好的譯作可以鋒芒畢露，凌駕無人追溯的原著，卻依然能使得讀者驚喜連連，至此翻譯就成為文學必不可少的初步探勘。

當很多人叫囂「某某語文教育要強化」，或者「某某語言沒有發展人才」，貌似都是空談，因為呼聲背後想要實現的不是文學的「思想文化」本身，而是企圖將「工具」攬在別人身上，讓可憐的學生們學了滿肚子雜七雜八的墨水，卻搞不清楚這「工具」有了該怎麼入手開墾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

閱讀需要歡樂，學習也不該變成負擔，當語文成為讓學生看到教材就厭惡的時刻，翻譯者就分擔了多數人的隱憂，將專門的學問藉由譯作傳承下去。

語文如果不能成為「工具」，藉此表露「思想文化」的精華，還有什麼延續的能力呢？

關鍵在於專業解讀，無論是語言，或者是創作，溝通和瞭解都是基礎，以及在這個基礎之上創造傳播知能的效果。

有一些語言成為泡影，有一些文字變成過去，就像「工具」需要追求完美和進化，並且作為閱讀他人「思想文化」參考資料，如何能夠讓翻譯避免盲點和誤舛，這就是專業人士去煩惱的重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