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看了ＵＤＮ的某個部落格，讀到格主說：「哪本史冊記載了『中國』這個名稱？」

個人讀了覺得頭暈起來，因為格主所謂的「自圓其說」，讓人看得目瞪口呆。

「中國」一詞，查詢史書從《史記》就能夠找到，《漢書》更多，廿五史若要一一查詢，關於這個詞可以找到兩千兩百多個，在現在網路如此方便的年代，按下搜尋就能找到許多結果了。

關於「中國」，大致上有以下幾種不同的最早說法：

（一）文學中的「中國」

（１）中原地區

能夠追溯到的最早記錄，出現在《詩經．大雅．民勞》中的「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百姓無比辛勞，君王可使安康，加惠中原人民，安撫四方蠻夷。）

在上古的歌謠與文學作品中，《詩經》所說並非國家的代稱，而是類似於地理性質的認定，也可視之為簡單的「國中」，因為有文字以來，周代的人民對於世界的概念，就沒有很強烈的國家分野，而且當時還是封建諸侯，「國」的疆域或者界定都相當模糊。

（２）周朝的疆域

周代的「中國」，認為除了周以外，四方都是蠻夷之邦，「中國」是周的代稱，所以會有《周禮》針對喪服（五服，五種喪服，在中國古代社會，以喪服來表示親屬之間血緣關係的遠近以及尊卑關係，具體指的是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的說法：「中國凡五服，遠者五歲而朝。」

「中國」一詞的頻繁使用，主要開始於周朝，《禮記．王制》就說：「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國、蠻、夷、戎、狄，皆有安。」

所以周人認為，自己的國家位於世界的中間，四方都是蠻夷戎狄，所以稱自己的國家為「中國」。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解說就很多了，譬如《國語．齊語．桓公霸諸侯》：「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御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

這段表示齊桓公在這些地方建築防禦工事，來對抗戎狄這些外侮，要用這樣的行動顯示自己「中國」的權力。

眾所周知，春秋戰國時期處於諸侯對抗、各封建王權戰爭不休的年代，不過對於這樣的侯國分裂，一般人對於「中國」的認定仍舊是周朝的代稱。

周朝的疆域，大抵就是黃河流域的中原至東海地區，這樣的「中國」就是周朝的「天下」，意即所有分封的諸侯國都算在內。

例如《孟子．梁惠王》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大王的心願我都明白。無非是想要擴張封疆的土地，讓秦國和楚國來朝拜，並且君臨天下來稱霸，使得四方的蠻夷歸順罷了。單憑這樣的想法來執政，就像爬到樹上去捉魚一樣了。）

緣木求魚的典故，就出自於此，這是題外話。

另外，還能從其他的典籍中看到不少「中國」的說法，《莊子．田子方》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

這裡的「中國」同樣表示的是周人，這裡莊子對告子所述，強調的是周公制禮作樂之後，人民對於禮義的認知是普遍的，但是當時的人心，知識份子卻沒有進行更深刻的研究。　

上面的「中國」，指的是周朝，也指稱周代含括的疆域，同樣的想法也可以在《中庸》讀到：「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

《荀子．王霸》：「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

上文中荀子認為那些稱霸的諸侯，頂多只是「威動天下」的「僻陋」諸侯，不能代表「中國」，如此可知，當時的人看這些霸主或者稱霸的諸侯國，都只是「中國」的一部分。

（３）京都，首都地區。

《孟子》中記載了一段齊王對大臣說的話：「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我想在京城中給孟夫子蓋間房子。）

這樣的說法，以「中國」為首都、京城的代稱，其實並不多。

（二）歷史中的「中國」

（１）各朝的領土疆域。

以史書來說，《春秋》屬於儒家五經之一，一般認為是孔子根據魯國史書來彙整修訂，也有人認為是魯國史官的集體著作，內容藉由記載周代各諸侯國重大歷史事件，宣揚政治上的王道思想。

像是《春秋公羊傳．禧公四年》就有記載：「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

對於夷狄這些外邦的侵略，齊桓公出兵救援邢、衛等國，就是「救中國」的舉動，可見寫史的人認為此時的中國，除了周朝的既有疆域以外，已經擴大到諸夏的國家，不僅僅是周朝的諸侯國而已。　

後來的《史記．五帝本紀．帝堯》，同樣強調「中國」就是君王統領的天下，所以加入了天命的意味：「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

到了三國的史書《魏書》則說：「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為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淮海惟揚州，荊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

由此可見，就算是疆域包含在內，在兩漢時期，對於「中國」的認定也有些歧異，漢人認為江南不屬於「中國」，到了曹魏時期，卻認為連揚州（東吳）和荊州（蜀漢）都算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很有趣的說法。

其他的歷史文件當然也不少，如明朝當然自認為是「中國」，隨便找一篇就有，例如《明史．天文志》：「明神宗時，西洋人利瑪竇等入中國，精於天文、曆算之學，發微闡奧，運算制器，前此未嘗有也。」

（２）入主中原的各族全都以「中國」自稱。

《左傳》「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的說法，足見春秋前期，「中國」一詞就已經與蠻、夷、戎、狄作為對照，無論是哪個封建諸侯或者胡人入主中原，多半都喜歡在史書中自稱為「中國」。

《北史．后妃列傳．隋．文獻皇后獨孤氏》，隋朝王室同樣有胡族血統，有名的獨孤皇后就是一個例子（她是漢化的鮮卑人），可是歷史的解說，仍然將之視為「中國」，這是很特殊的現象：「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直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

《隋書》同樣強調這個重點，自稱為「中國」，而把外患突厥或北狄作為對照：「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以及「史臣曰：四夷之為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

就連唐朝也延續了這樣的想法，眾所周知，唐朝皇室也有胡人血統，不過根據《舊唐書．本紀．太宗貞觀五年》的說法，「中國人」還包括了隋朝遺民：「夏四月壬辰，代王簡薨．以金帛購中國人因隋亂沒突厥者男女八萬人，盡還其家屬。」

《舊唐書．列傳．魏徵》記載就很有趣了，唐太宗口中的「中國」，指的就是唐朝：「朕即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此皆魏徵之力也。」

《舊五代史．晉書．高祖石敬瑭本紀》：「太祖從西樓來，言中國將立天王，要爾為助，爾須去。」

說起中國唯一的「兒皇帝」石敬瑭，這個跟契丹人稱臣，還割了燕雲十六州的開國之君，想當的還是「中國」的天子，史書描述有些逗趣。

不過《舊五代史．晉書．列傳．桑維翰》就說得很難聽了，特別斥罵太原沙陀人石敬瑭割地的行為，說道：「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

這裡強調的還是「中國」，而且是後唐亡國前的窘境，後晉石敬瑭為了當皇帝所帶給日後五代與北宋面對契丹的軍事威脅，史書完全點了出來。

《新五代史．四夷附錄．契丹太祖阿保機》的描述：「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

上面說明五代之中最強的後唐，對抗北方契丹人，不過因為契丹有女真、渤海這些勁敵，於是乾脆和後唐交好。

《新五代史．四夷附錄．党項》：「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

後唐明宗時期，和平比較長久些，所以與四方的國家都處得不錯，在邊疆還開了馬市交易，不過回溯後唐的開國者李存勗，他們一家都是西突厥部族的沙陀人，並非漢人，而是標準的中亞胡族血統。

《新五代史．四夷附錄》裡面記錄了不少蠻夷，譬如吐蕃（今西藏地區）、達靼（今外蒙）、党項（今陝甘一帶）、吐渾（吐谷渾，今青海）、契丹、回鶻、于闐這幾個西域（今新疆地區）小國，以及高麗、渤海、黑水靺鞨（今遼東地區）與占城（今越南境內），正巧位居東南西北四邊，因此根據地理位置，自稱為「中國」就沒有問題了。

自稱為「中國」的，還有元朝，有人說「崖山之後，已無中華」，說的是南宋最後的廣東崖山一役，十幾萬臣民跟著小皇帝跳海殉國，並且認為元代不過是蒙古四大汗國的其中一個，但這是錯誤的概念，即使兩岸許多學者至今都認為元朝是「外來政權」，實際上這個僅有九十年的強大帝國，仍自稱為「中國」。

歷史記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三年》：「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

尋找歷史資料時，我偶然發現一則很有趣的記錄，在《明史．外國列傳》中，外國列出的有亞洲國有朝鮮、安南（越南）、日本、琉球等，更有趣的一個國家叫作「雞籠」。

《明史外國列傳四．雞籠》：「嘉靖末，倭寇擾閩，大將戚繼光敗之。倭遁居於此，其黨林道乾從之。已，道乾懼為倭所併，又懼官軍追擊，揚帆直抵浡泥，攘其邊地以居，號道乾港。而雞籠遭倭焚掠，國遂殘破。初悉居海濱，既遭倭難，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舟從魍港飄至，遂往來通販，以為常。至萬曆末，紅毛番泊舟於此，因事耕鑿，設闤闠，稱臺灣焉。」

這一段訴說的是明代的台灣歷史，明朝中葉以後，倭寇侵擾中國沿海，這些海盜有日本人，也有沿海漁民，其中有個人叫林道乾，此人害怕被日本海盜併吞，又擔心明朝海軍追緝，乾脆就躲在山裡，後來還偷偷跟明朝的漁船搞走私，這個小島就被稱為「雞籠」，走私地點也就是今日的基隆。

後來，「臺灣」這個名字，來自於所謂的紅毛番，也就是荷蘭人的船隊，說來歷史很是弔詭，這時的小島，仍然沒有被納入明朝疆土，卻已經有許多福建居民來此墾殖。

到了清朝收復臺灣之後，清廷對於外交沒有太大的野心，只想休養生息，不過滿人依然覺得自己是「中國」，形成一種既定的國家代稱。

查詢歷史，《清史稿．聖祖本紀康熙三十二年》的康熙皇帝諭示說：「外藩朝貢，固屬盛事，傳至後世，未必不因而生事。惟中國安寧，則外患不生，當培養元氣為根本耳。」

上面舉出這麼多例子，都說明了一個結論，由此可證：疆域的形成，促成了文化的融合，並且在最後得出「中國」這個文化融爐的概念。

（３）文化融合的結果。

《北齊書》裡面有一段對話特別有意思：「顯祖嘗問弼云：『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

在胡人充斥，就連皇帝都有鮮卑胡族血統的時候，大臣的對話特別有意思，「中國人」已經代表了政治上的主流趨勢，而鮮卑人則成為了「車馬客」，相當值得玩味。

同上所述，「中國」產生於文化融合，這樣的想法，史書中也有不少描述。

後來的《南史》記載宗教信仰，則說道：「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為一家之學……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為重。」

這裡的說法，就是從東漢明帝到魏晉南北朝的時代，歷經數百年的流傳，在「中國」的四個朝代更迭之後，累積了大量土地財富，而東漢、魏晉南北朝，到後來的南朝宋齊梁四個朝代，也開啟了執政者對於佛教的忌憚。

不過，文字中談論佛教，基本上仍強調傳播的普遍性，這也算是將信仰納入文化的一種說法。

貿易同樣也是屬於文化交流的範疇，所以在北宋，強調「中國」與各國的國際貿易，《宋史．食貨志．互市舶法》就寫道：「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後漢通交易於烏桓、北單于、鮮卑，北魏立互市於南陲，隋、唐通貿易于西北。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後唐亦然。而高麗、回鶻、黑水諸國，又各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

《宋史．列傳．安燾》：「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

對於「中國」的說法，北宋非常在意國土的問題，譬如唐肅宗即位的靈武（寧夏靈武）地區，後來落在西夏人的手中，但是在宋人眼中，那屬於失土，也算「中國」的一部分。

《遼史．地理志．上京道．永州》：「興王寺，有白衣觀音像。太宗援石晉主中國，自潞州回，入幽州，幸大悲閣，指此像曰：『我夢神人令送石郎為中國帝，即此也。』」

契丹人也相信觀音菩薩，這證明佛教傳播的廣布，就連後晉西突厥支部的沙陀人石敬瑭，也接受這樣的信仰，而「中國」再度出現，也說明了當時的普遍看法。 

《金史．哀宗本紀》：「贊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強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概欲效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

金人就是女真人，與後來的滿清有血源上的關係，可是在北宋和南宋初期，他們認為自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也說明了時代和文化融合上的差異點。

或者有人認為上面的描述，不足以證明我的說法。

然而宗廟祭祀的樂章，則是元代所使用的，裡面很確切使用了「中國」的說法，《元史．禮樂志．宗廟樂章．武宗至大以後親祀攝樂章》：「紹天鴻業，繼世隆平。惠孚中國，威靖邊庭。厥功惟茂，清廟妥靈。歆茲明祀，福祿來成。」

還有《元史．列傳．徐世隆》：「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諮訪而後行，詔命典冊多出其手。世隆奏：『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必有廟。』」

元代朝廷學習漢人祭祀，也設了宗廟，並且奏章上也標明了「中國」多次，可見在某種程度上，元朝皇帝確實認同了這樣的說法。

又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出征爪哇，歷史上的記錄《元史．外夷列傳．爪哇》就寫著：「爪哇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蕃國多出奇寶，取貴於中國，而其人則醜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世祖撫有四夷，其出師海外諸蕃者，惟爪哇之役為大。」

福建泉州是宋元時期的國際大港，忽必烈遠征軍隊，曾經派去攻打爪哇，中間的補給就在占城（越南），不過遠征海軍沒有好結果，元人頂多就打到了越南北部。

《明史．太祖本紀．洪武三年》：「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奈何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就連明朝，對於元代，也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我所讀過的許多歷史書籍也持同樣的看法，可惜找到的內地資料，卻認為元朝缺乏民族融合的根據，兩岸在這方面有所歧異。

（三）地理中的「中國」

（１）本來專指河洛流域，後來往四方延伸。

最早的「中國」，局限於黃河與洛水流域，但地域不及後世的中原來得廣闊，而相當於今日的山西、山東、河南、河北一帶。

「中國」這一名稱在西周武王時期意為「世界中央之國」，相傳三千年前，周公在陽城（今河南登封）用土圭測日影，在夏至這一天午時，周圍景物用八尺之表來檢視都沒有日影，周人便認為中原河洛之地是大地的中心，因此周朝謂之「中國」。

《呂氏春秋》的說法就不一樣了：「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陳，與荊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於庳廬，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　

從戰國時期的「中國」概念來看，已經跳脫了黃河流域的範疇，除了東到海邊，西邊已經到達巴蜀（四川）的黃河流域，加上本來就納為中原一部分的山東與山西一帶，這些地方全都算是「中國」了。

《史記．楚世家》的描述是「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司馬遷認為楚地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剛開始不算是「中國」，而這時的「中國」，實際上指的是黃河流域的幾個國家的統稱，也就是「中原」地區。

像是《史記．秦本紀》也說：「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

司馬遷認為，秦人的祖先包含外邦的夷狄，自然也有中國人，而文中的「中國」，當然就指的是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

不過這些說法，在漢朝之後就完全改變了，而遵循周初至春秋戰國時期不斷強調的「中國」：領土疆域。

《宋史．河渠志．黃河》：「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又寫道：「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皋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敝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

後段描述大禹治水，前面說的則是北宋治理黃河，並且認為上古到北宋的兩千多年間，黃河流經的地區都屬於「中國」，這樣一脈相承的概念，在北宋顯得非常明確。

（２）隨各朝代的領土疆域變化。

上面說，文化融合也是「中國」的概念廣為流傳的主因。

因此，「中國」在漢人的眼中不僅限於黃河流域，從而一路隨著秦皇漢武的疆域開拓，東到海，南及交趾（越南北部），西邊越過河西走廊至新疆地區，北至白令海峽，而這樣廣闊的地區，隨著疆域的變化，在當時都稱之為「中國」。

「中國」的概念，隨著各朝代的遞嬗，一直在廿五史之中出現。

例如皇室同樣是胡人血統的北周，史書中的記載相當有意思，《周書．列傳．尉遲迥》又把蜀地（今四川）從「中國」區分出去，則是從地理與政治疆域上的判定：「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

《舊唐書．列傳．陸贄》的內容，可以知道吐蕃（今天的西藏地區）被認為是蠻夷之地，主要根據的是政治疆域的看法：「今四夷之最強盛為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

《新唐書．列傳．梁師都》：「隋亡，中國裂為四五，勢均力弱，皆爭附突厥。」

由此可見，唐人認為隋代的疆域就是「中國」，那麼，唐朝的疆域自然也等同於「中國」了。

《新唐書．列傳．東夷．高麗》：「帝曰：『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遼東，而國可紓一歲，一策也。我以絳袍丹幟數千賜而國，至，建以陣，二國見，謂我師至，必走，二策也。百濟恃海，不脩戎械，我以舟師數萬襲之；而國女君，故為鄰侮，我以宗室主而國，待安則自守之，三策也。使者計孰取？』使者不能對。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以璽書讓高麗，且使止勿攻。使未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玄諭帝旨，答曰：『往隋見侵，新羅乘舋奪我地五百里，今非盡反地，兵不止。』玄曰：『往事烏足論邪？遼東故中國郡縣，天子且不取，高麗焉得違詔？』」

上面描述的內容比較長，但故事很簡單，就是隋朝的時候，新羅占領高麗的五百里地盤，結果唐太宗的時候，高麗人蓋蘇文也佔領了新羅兩座城；唐太宗的第一個策略，就是讓人率兵攻打高麗來獲得一年的和平，打算派的還是契丹、靺鞨這些外族的聯合軍隊，最後又派使臣去見高麗人，表示高麗目前所擁有的遼東地區，在隋朝是「中國」的土地，現在沒有跟高麗要回來，已經很夠意思了，高麗竟然不受命於唐太宗這位天可汗的詔書，豈不是有些過份？

上面的故事，同樣說明領土疆域的認知，是「中國」的基本概念，不過對於四邊的蠻夷之邦，「中國」仍舊強調王道和軍事調停的宗主國對外政策，這樣的外交手法持續幾千年，在唐朝特別被發揚光大。

《舊五代史周書世宗本紀顯德三年》記載：「必若自淮以南，畫江為界，盡歸中國，猶是遠圖。」

後周世宗柴榮勵精圖治，打算北伐後收復淮南的策略，並以長江為疆界，這樣的領土範圍雖小，卻代表了他們所認定的「中國」。

《明史．列傳．翁萬達》：「河套本中國故壤。」

明成祖三次親征蒙古韃靼和瓦剌王庭，獲得了絕對的勝利，除了戰爭幾度逼得部落北遷，還讓北元（未分裂的蒙古殘餘勢力）舍棄了黃河，確立了明朝在河套地區的發展與疆域的訂定，直到明末都沒有再丟失這個地區。

（四）知識份子眼中的「中國」：文化與疆域為主，非關血統。

漢末學者劉熙解釋《史記》的說法是：「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

漢朝對於「中國」就已經遵從了周代的想法，除了《史記》之外，有一些人也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例如漢代研究《詩經》的學者毛萇，就特別為「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作注：「中國，京師也。」

但他說的「中國」，指的是上古先民的認定，而不是表示漢人對此的看法。

在古代，國家有時統一，有時分裂，「中國」一詞的含義在不同時代自然也有所不同，大致統一時期泛指全國，分裂時多指中原地區，但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早已經用疆域領土將之涵蓋。

隨著皇帝統治疆土的變化，「中國」一詞所包括的範圍，也相應有所不同，三千五百多年前的商朝沒有太多資料，但周初到了兩千多年前的西漢，就轉變為文化上面的認知了。

客觀上說，這樣的想法很常見，除了蜀漢，曹魏和孫吳都強烈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譬如《三國志．魏書．武帝操》說：「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

而《三國志．吳書》也寫道：「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

魏晉南北朝承續了這樣的思想，史官和統治者都視自己為「中國」，像是《晉書．太祖文帝昭》就說：「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為也。」

蜀漢之中，有「中國」將士，當然也有四川當地的黎族，雖然此時不被認為是「中國人」，但這樣的想法，後來也逐漸轉變，主要是因為文化的影響和領土的增減所致。

《梁書．諸夷．高昌國》的描述說：「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

歷史記錄中，高昌古國從南朝就已經被記載於歷史之中，一直延續到唐朝都還存在。

根據考證，南朝時期還是以河洛地區的語言為主，福建有個地方叫晉江，就是當時南渡的河洛地區漢人所建立的古城，現在所稱的「閩南語」，大致上從三千五百年前的商朝到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一直都在使用，無論是中原或者西域古國皆通行，是一種非常古老的語言。

語言，就是文化的一種。

忽然想起一首張雨生的歌《心底的中國》，對我個人而言，「中國」的概念來自於許多書籍，甚至是一位歌手的傳唱，這樣的歷史研究，或者從許多真實事件的記述中，我看見了「中國」。

只因為，這是一個屬於文化的精粹融合，以及源於歷史的共同結論。

沒有人可以否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