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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13 05:53:02瀏覽256｜回應0｜推薦0 | |
| 一場瘟疫讓西方人發現,個人自由主義的侷限,後疫時代,東方社群主義將崛起,這不僅關乎防疫.公共安全,也關乎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高科技的競爭,更關乎政治.社會制度的調整,甚至關乎哲學思想的改變,自由主義的根基,將土崩瓦解,土壤大幅流失: <根據福柯的理論，現代學校是現代權力實行思想控制的工具，教育可以使人變得更加“正常化”“標準化”。人只有被“正常化”“標準化”了，才能在社會上找到正常、標準的工作，才能在社會中生存。這種生存，並非是真正的自由生存，而是喪失了自由的“正常化”“標準化”的生存。不過，“正常化”“標準化”也使社會能夠正常、標準地運作，為社會的整體發展提供了機會。（關於正常化、教育、權力、知識、等級制監視等的論述，可參考福柯的《紀律與懲罰》、《權力/知識》等著作。）
這種不自由突出地表現在人格發展方面。幼年是人最不自由的時期，但幼年又是人格形成的極重要階段。發展心理學非常重視幼年經驗對人的終身影響，許多研究證實了幼年經驗在塑造人格方面扮演的舉足輕重角色。幼年和青年時期是人的重要學習階段，記憶力強，但理解力並非很強。記憶力強而理解力不強的學習能力，使人能夠高效率地模仿別人的行為，而不花費時間進行獨立自由的理解。人在高效模仿關鍵期，不可能完全自由地發展塑造出了自己的人格。人格最可塑的時期，正是人最不自由的時期，必須模仿接受社會認可的行為模式，認同社會的習俗價值，把自己塑造成社會的一員，讓自己融入社會。這使個人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格發展的自由，卻給社會增加了教化的力量，使群體能更有效率地教化出被社會、文化、傳統認可的成員來。 人可以有言論自由，但沒有語言自由，人很難自由創造語言，即使有也只在極小範圍流傳，絕大多數人只能使用已經存在的語言，個別新詞的流傳也要由群體接納，個體“自由”使用無人認可的語言，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語言人類學提出了語言相對性（linguistic relativity）原理，認為不同的語言中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類形式會影響人對現實世界的認知，人會因語言差異而產生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的不同。 譬如在社會關係的概念方面，熟悉中英文的人都知道，中文有伯伯、叔叔、舅舅、姑父、姨夫等等的稱謂，以區分不同的親屬關係；英文只有uncle一字，不對這些親屬關係作細緻的分類。中文的細緻分類反映了中國傳統的親屬禮教關係，可以使人形成不同的親屬類別的概念，認同與此相關的禮教。傳統禮教通過語言潛移默化人的行為，語言扮演了無形規範者的重要角色。語言詞彙負載著群體的文化結構，只要使用一種語言，人就會身不由己地套上這個語言的結構枷鎖，同時卻也得到了群體文化積累的知識遺產。通過語言，人可以輕易地學習前人積累的知識經驗，而不必自己再從頭摸索。語言的出現是人類進化的一大飛躍，給人套上了枷鎖，也給人插上了翅膀。當語言給人套上枷鎖的時候，也給思想縛上了鎖鏈，因為思想和語言是不可分割的。語言負載的結構、意識、概念等等，都會通過這條鎖鏈引導思維、影響思想。當然，這鎖鏈並非是剛性的，它不會像剛性的鑄模，把人的思想都鑄得一絲不差。這是一條彈性的鎖鏈，人可以有一定的自由空間，但同時也要受到社會的影響，受到外在觀念的誘導。社會的影響誘導並不能硬性規定人的思想，它們只是撒開了一張軟軟的彈性羅網，人的思路可以在其間遊動，這是一種不自由的自由。 這些都是人“生而”面臨的不自由。雖然，人對這些不自由已經習以為常，而且其中的一些不自由還給人類的發展帶來了好處，但是不可否認，這些實證事例都顯示了一個千真萬確的客觀事實：人生而不自由。>(cf: 尹伊文/前世銀顧問/觀察者網),但西方社會卻迷信人生而自由,神聖不可侵犯之說,未來世界霸權之爭,關鍵在大數據人工智能之爭,擁大數據者得天下,無論產品開發.產銷管理.金融管控.公共決策.城市治理,醫學研究.健康管理甚至政治選舉,都要靠大數據,試問以西方自由主義的文化思想背景,那麼重視個人自由及個人隱私權,如何能比東方信社群主義文化者,更能取得大數據及群策群力之管理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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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公共議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