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千里告誡子女不可為官和從藝

英家俊杰

　　本刊編輯部

　　英達，赫赫有名的英氏家族第四代傳人，向我們透露了這個神奇家族的成功奥秘：「我們家一代一代都在做的事情就是3個字 - 學外語。」

（注：英達，1960年7月7日生于北京，畢業于北京大學心理學系及密蘇里大學戲劇表演系。中國内地男演員和導演。北京英氏影視傳媒公司藝術總監和總導演，北京吉利大學英氏影視學院院長。1993年執導的家庭情景戲劇《我爱我家》播出。）

　　自他曾祖父英斂之開始，英家人就「吃起了洋飯」。英斂之是清朝末年與馬相伯齊名的中國天主教代表人物，在教會的支持下，他創辦了《大公報》和輔仁大學。他與容閎等早期教會信徒，是第一批通過教會的渠道睁眼看世界的中國人。

　　英達的爺爺英千里12歲就赴歐求學，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1948年後到台灣，编寫了從初中到大學的系列英文教材，余光中、馬英九都是他的學生。

　　英達的父親「英大學問」英若誠從小在教會學校唸書，英文講得不遜母語。曾經與他合作的美國戲劇家阿瑟·米勒讚嘆「有他在邊上為我翻譯，我都忘了我不懂中文。他的翻譯出口迅速，毫不遲疑。」

　　英氏家族歷經晚清、民國、國共之争、新中國成立、反右、文革、改革開放等膠結著政治矛盾和思想交鋒的歷史時期。与一般知識分子家庭不同的是，這個家族因為！吃洋飯」，總是身處中西交鋒、中西矛盾、中西交流的第一線。如果我們考察近百年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聯互動，他們的家族故事是一個絕佳的樣本。

　　在西方憑藉著堅船利砲敲開中國大門之前，中國一直以天朝自居，其他國家统统屬於「化外」之「蠻夷」，理當匍匐在中國脚下。乾隆年間，英王喬治三世派來使團，希望能在北京派駐使節，乾隆皇帝的回應之傲慢，既因為當時中國的確是世界上數得著的大帝國，也因為視野局限，不知天外有天，因而暴露出無知，「其實天朝德威遠被……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並無更需爾國置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留京一事，于天朝禮制既属不合，而于爾國亦殊覺無益。我這兒啥都不缺，你們該幹嘛幹嘛去吧！」

　　乾隆居高臨下地對著它發話的那個英國，當時正開足馬力，成為世界最强大的國家。與此同時，西方對於中國的態度，很快就會從膜拜變為蔑視，「中國缺乏歐洲人開拓海洋的巨大勇氣，而在自己廣袤的土地上自我陶醉於農業社會的節律……他們與海並沒有積極的關係。」這是哲學家黑格爾的論斷。

　　鴉片戰爭摧毀了中國的自信與尊嚴。亡國的危險，刺激出洋務運動，刺激出中國人對於現代化的緊迫心理。英斂之無疑是中國現代化的一位重要人物。頗有意味的是，他與西方的交道，包括他對西洋文明的熱愛所鬧出的笑話，他看到兒子英千里幾乎要變成一個不會說中國話、不知中國為何物的「洋人」之後的恐懼 - 這些，無疑是百餘年來中國與西方關係的縮影之一。

　　令人欽佩的是，英斂之在創辦輔仁大學之初，就意識到既要「介紹西歐新的科學文化之精」，也不可捨棄「中國舊有文學美術之最善者」。他在宣言中開宗明義地說，輔仁的創辦，「絕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屬之品，乃為吸收中國有志愛國之士，本此志願，同工合作」，鮮明地顯示了他的獨立意識。

　　很多年後，英家第三代中的著名人物英若誠说，「我經常遇見雙方的無知，我們對外國的無知和外國對我們的無知。」這種無知一直存在，令有識之士焦灼。「我看了好些書，對咱們中國有用的書……我覺得它是外國文化的精華，但是光我一個人知道有什麼用？我得讓中國人都知道，我得把它翻譯出來。」

　　他翻譯的《推銷員之死》、《嘩變》、《請君入甕》、《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寵兒》，對於中國戲劇的進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我們僅僅以為他的用意是在文學藝術這個小範疇裏，那真是低估了他。垂暮之年，他對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康凱麗說，「現在國際關係舞臺上最重要的事實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已不再關閉自守。中國的門已經打開，這是自最高領導層到街上的普通老百姓一致的共識。歷史不會再開倒車了。」

　　從大眾最熟悉的英達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家族血液中的智性光華，有如神助地從英斂之一直延續到第四代第五代孩子們身上。英達不無自負地說，智力方面，「整體超過我的，到現在還真是一個都没遇到。」他希望他的兒子，11歲的英如镝能够成為冰球领域超越姚明的世界巨星。

　

　英千里

　　與官場格格不入

　　對於英家人來說，英斂之的故事太過遙遠，類似傳說，英千里才是真正改變了家族命運的人。他和妻子蔡葆真 （晚清山東巡撫、民國教育總長蔡儒楷之女) 一共生了9個子女，長女七香、次子若敬患病早逝，其餘幾個孩子依次為若勤、若誠、若聰、若采(女)、若識、若智、若嫻(女)。

（英達說，他們家孩子的取名是，老大生性較懶，所以取名若勤。若識與若智是雙胞胎。）

　　英千里回國後先是在輔仁做教授，後又接受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的邀請，為兩校學生教授英國文學。那年頭，教授收入豐厚，同時打三份工的英千里最多時一個月能拿到1000塊大洋。

　　英若識到現在還記得有一次父親領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讓我們小孩兒趴在桌子上抓着玩兒。」

　　英千里在京郊買了别墅，每年夏天，一家人就坐着馬車從城裏到温泉别墅度假。後來，他又買了一輛福特牌轎車。英壯遙想當年，甚是感慨，「我爺爺當年那可是真正的大款啊！」

　　同父親英斂之一樣，英千里也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他的孩子們全都受了洗禮，都有教名，英若誠從小就擔當教堂祭壇獨唱，禱告和赞美詩也是他們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蔡葆真從未離開過中國，她父親為了讓她配得上那位留洋的准女婿，從小就把她送進教會學校，她同樣是一名天主教徒，精通英文和法文。

　　這樣的夫妻在同時期的中國並不多見，在英若識的記憶中，「我們家的民主空氣一直很濃」。蔡葆真奉行「樹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間。父親即便給他們立規矩，也「總是很紳士」。印象中父親只打過一次孩子。

　　「我大哥若勤10歲的時候，說話冒犯了母親，父親讓他靠在桌子上，用一根手杖打他的屁股。這個過程他弄得像一個儀式一樣，我估計那可能是英國式的打屁股。」

　　英若識對父親印象最深的是晚上的「床邊故事會」，「我父親有3間書房，裏面堆滿了各種書籍，我們從小就在裏面胡亂看書。晚上他情绪一高，就把我們叫去，他躺在床上，我們站在床邊上。他給我們講希臘神話，《伊利亞特》和《奥德赛》基本上都講完了。每天都講一段，講得特別生動，我們特别感興趣，愛聽，太好玩了。」

　　抗日戰爭爆發後，英家失去了這份喜樂平靜。英千里和輔仁大學的一些愛國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組織「炎武學社」，由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書記長，直接接受國民政府的指示，在學生中宣傳抗日思想，鼓勵學生投身抗戰。1942年日偽特務機關把他抓進監獄關了3個月，用盡刑罰，一無所獲，只好將他放了。

　　1944年2月，他再次被捕，國民政府起初以為他已英勇就義，還在重慶為他舉行了哀悼會。英寧為此特别欽佩他，「一個家族出名人不難，出英雄不易呀，老虎凳、辣椒水，那可是動真格的！老爺子一介寒儒，能視死如歸，不屈不饒，了不起。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做不到我爺爺那樣。」

　　一年後，日本投降前夕，英千里在社會各界的營救下出獄。英若誠當時從天津聖路易中學畢業，已經獲得免試進入劍橋大學的資格。英千里與兒子長談了一次，「當初你爺爺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從小就學習西方文化，從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將來好為自己的國家做事，可他萬萬没有想到，這造成我一生無法彌補的欠缺。我12歲出國，24歲回来，完全不了解中國社會，很多應該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勸兒子以自己為鑒，放棄劍橋，改在國內上大學，「千萬不要從一個外國學校出來，再進到另一個外國學校裏去。」

　　英千里知西不知中，英若識講了一件趣事，「他12歲出國，像個外國人，中文不如英文好。他當教育局局長的時候，很多人找他題字，其實都是我母親代他寫的。」

　　抗戰勝利後，英千里作為抗日英雄受到國民政府的重用，做過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和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司長，但他的個性與官場格格不入，這個官當得很痛苦。英若識回憶說，「他很清高，官場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他都不懂，屬於一點不會來事的那種人。」

　　英若識記得有人給他父親送過一塊銀盾，銀盾上刻了「步步高升」四個字，「我父親當時就把這個人罵回去了，這是我親眼看見的。他一直保持着知識分子的人格，對官場很不適應。」

　　英千里後來告誡他的子女，「長大之後，一不可為官，二不可從藝。」英若誠清華畢業後跑到北京人藝當了演員，後來又官至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這些都是老爺子料不到、也管不了的事情了。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軍圍城，英千里作為國民黨政府「大陸人才搶救計畫」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適等人從北京東單機場匆著國民黨去台灣。

　　「我的宗教信仰怎麼辦？」這是英千里最大的擔憂。

　　英千里到台灣後與政界再無瓜葛，專心教書。先是主持台灣大學外文系，1955年後又全力投入到輔仁大學的復校上。

　　英家幾個孩子中惟有大哥英若勤在那之後見過父親，「我大哥那時候在上海工作，他跟着他們單位中國石油公司去了台灣，在那裏跟我父親見了面，還幫我父親買了家具。」

　　英若勤看到國共兩黨似有劃江而治之勢，就離開台灣回到上海，回來之後跟家裡人講了英千里在那邊的情况。英若識記得父親寄過一筆路費給家裡，還寫了封信，「催我母親帶我們去台灣，他特别惦記我的小妹妹若嫻，我父親走的時候她才4歲。」

　　英千里走後，蔡葆真带着7個孩子艱難謀生，她賣了一些古董維持生計，凡是在讀的孩子，一個都不讓他們中斷學業。生計艱難，免不了借債度日，她把丈夫寄来的路費都拿去還了債。1950年前後，她寫了封信讓丈夫再寄一筆錢，這封信下落不明，家人從此與英千里失去了聯絡。

　　英千里在台灣收養了鄰居家的女兒韓拱辰為義女，1980年她在英若誠訪美時設法與他取得聯繫，交给英若诚许多珍贵的资料和照片。

　　英千里在台灣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準則，一生没有另娶。羅馬教廷给他授予了爵位，這個殊榮他的父親英斂之去世後也曾得到過。

　　海峡的這邊，他的孩子們與他劃清界限，放棄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積極向黨組織靠攏。却因為家庭出身太差，海外關係複雜，多數被組織拒之門外。

　　英千里辭世後，蒋介石为他親筆題寫了一塊匾額，書书「教績孔張」四個大字，時任行政院院長蔣經國親自主持了他的追思會。出殯那天，為为他抬棺的全是立法委員。

　　1993年，英若誠在馬英九幫助下終於成行去台灣訪問。馬英九和余光中都聽過英千里的英美文學課，馬英九自美國留學返臺後，擔任過蔣經國的專職英文翻譯；余光中曾说，在英美文學的學習上，他從英千里那裡受惠最多。

　　英若誠為父親掃墓在當時是島内各大媒體爭相報導的大新聞。英若誠在自己的回憶裏說，在父親的墓碑上他看到了父親的照片，「樣子比我記憶中要衰老」。這是他與父親的最後「團聚」，此後他的身體狀況惡化，再没有踏上台灣的土地。

　　英千里走後

　　有個潛逃到台灣的國民黨要員老爸，對於英家兄弟姊妹來說，實在是個摘不掉的黑帽子。

　　「那個時候我們都要跟他劃清界限，不是嘴上說說，是發自内心的。」大一點的孩子如英若誠、英若聰都積極向黨組織靠攏，小一點的也都積極要求入團、入隊。1949年10月英若識入團了，他回憶說這個政治上的進步對他的鼓舞極大，他從一個成績很差的私立學校後進生，一躍成為重點中學北京師大附中的好學生，参加了開國大典的學生遊行方陣。他很認真地纠正兒子英寧的戲謔，「不是旗杆後面那個，是旗杆西邊。」

　　「那個年代這些東西真的能够對人產生推動作用。」政治生命如此重要，能够激勵一個人，自然也能打敗一個人。他的哥哥，英壯的父親英若聰就是被擊倒的那一個。

　　英若聰在清華大學建築系任教，他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批研究生，當時是梁思成的助教，教師團支部的書記，黨組織重要的發展對象，「屬於又紅又專的那種」。没想到1957年「反右」開始不久，他就被錯劃成「右派」。

　　英若識清楚地記得四哥當時的痛苦，「這個事情讓他變得很消沉，我母親勸他，眼光放遠一點兒。他對我母親說，我的生活已經看不到什麼希望了。」

　　英若聰當了右派之後，被人從清華隊伍中撵了出來，當了工人階級。這段經歷他一直視為人生中的一個污點，很少對子女提及，英壯只知道父親從抹沙工到架子工，建築工地上什麼工種都干幹過。

　　因為這一番折騰，英若聰成了兄弟幾個中身體最差的一個。因為教龄被耽誤，一直到很晚才評上高級職稱，為此他鬱鬱不歡，1984年還患過心臟病。自那之後，嚴重的心臟病一直伴随着他。

　　1987年，英若聰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當選為北京市政協委員。這個消息是英壮在單位讀報時偶然看到的，他大吃一驚，「我說這事不小啊，這是一個級別很高的榮譽了，對一個無黨無派、歷經磨難的知識份子來說。」

　　下班後他帶著報紙回家了，想跟父親問個究竟。寫慣了劇本的他，講話也非常追求畫面感，「進門之後的鏡頭是這樣的 - 我父親正在厨房切黄瓜。我說，「爸，你的保密工作搞得可以呀，這麼大事兒都不跟家里說一聲的。他一臉茫然，「你說什麼呢？」」

　　「我把報紙給他，我爸就看，看完不說話，把刀一放，坐在沙發上，大概20多分鐘不說話。據說這天晚上，他失眠了。等了20年，他終於得到了認可，得到了社會的認可、體制的認可。」

　　英若聰被打成右派只是英家幾個子女遭難的開始。很快他弟弟英若識也被群眾專政了，原因是他托同事的朋友打聽自己的父親英千里是否還活著，革命群眾給他定下了「妄圖和海外聯繫，圖謀不軌」的罪状。

　　英若識的雙胞胎弟弟英若智在天津日子也不好過，他是搞水利的，偏偏喜歡畫兩筆漫畫。有一天他畫了一只猫蹲在窗邊看月亮，被革命小將發現，認為「貓」與「毛」同音，認定他是在攻擊偉大領袖。

　　這事過了没多久，他惹了更大的禍。他所在的海河治理工程隊要搞一個慶祝活動，他熱心地攬下了佈置標語的活兒，讓其他同事早些回家休息。誰知當晚刮了一場大風，第二天集會慶祝時，大家發現「毛主席萬歲」变成了「毛主席万夕」。這事被當作一個嚴重的反革命事件，英若智作為「現行反革命」被投進監獄。3個月後釋放，工資卻一直停發。

　　「洋墨水」喝得最多的英若誠，遭遇比幾個弟弟更坎坷。父親是國際俱樂部會員，與諸多外國使節往来密切；他自己成長於教會學校，同學也都是外國人，剛工作那年，他按照組織要求如實填寫自己的海外關係，别人最多也就是兩三頁紙，他整整寫了十頁。

　　1952年起，時任北京市長彭真直接授命他利用自己的海外關係，了解西方動向，為組織搜集情報，他還獲准可以閱讀大量英文讀物。结果，1968年他以「美蘇雙重特務」的罪名被捕入獄，經過多次審訊，他才意識到自己被捕的真正原因是曾經為彭真工作過。

　　他在北京、河北等幾座監獄過了3年牢獄生活，他的妻子吴世良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也被抓了。他們16岁的女兒英小樂被送到内蒙古插隊，7歲的英達先是跟奶奶生活，後來被迫流浪街頭，住在下水道裏。

　　蔡葆真因為有個跑到台灣的丈夫，自己又懂法文，被安上一個疑似「法國間諜」的罪名，造反派不許她跟子女同住，把她隔離到一個只有7平米的小矮房裏。

　　多年以後，英若誠把自己的牢獄生活作為個人自傳的第一章，因為這是他一生中「最離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