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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企業的代工模式轉型的契機
2010/05/31 17:22:54瀏覽2831|回應0|推薦1

近年來大陸的勞資問題層出不窮。繼大陸深圳富士康公司連續發生員工跳樓事件之外,位於廣東的HONDA本田組裝廠也發生嚴重的工潮,波及整個本田汽車的產業供應鏈。這說明外資企業在大陸的企業營運模式已經到了需要改變的轉折點。

富士康是台灣規模第一大民營製造業鴻海集團在大陸的代表性企業,大陸深圳廠區有高達40餘萬員工,也是大陸最大的出口廠商,包括薪資、保險、福利等勞動條件都較大陸本地企業相對優越,絕不是所謂的「血汗工廠」。但是,在發生員工連續跳樓事件後,不但引起富士康大客戶包括蘋果、戴爾及惠普等對事件的關注,部分西方媒體更評論這是高科技產業發展背後隱藏「不人道工作環境」的高昂代價;是中國現階段依賴外資、廉價勞動力和加工出口貿易之經濟發展模式的悲劇縮影。這等批評對台灣和大陸都是不可承受之重,其實也是以歐美跨國企業為中心的價值分配體系的必然結果,兩岸政府及企業皆有必要針對相關問題做更深層的反省與檢討。

台灣過去一向自豪被稱為全球的「代工王國」,台灣代工生產的都是高普及率的高科技產品,例如廣達電腦代工的筆電;英業達代工的IPOD;富士康代工的蘋果手機iPhone及平板電腦iPad;豐泰、寶成代工的運動鞋;福懋紡織代工的運動衣等。

IPOD的成本結構圖



爲什麽台灣會成為代工王國?這其實是歐美企業 1980年代「企業再造」(Business Reengineering)「企業變革」「企業瘦身」(Business Restructuring, Downsizing)潮流之下的產物。1980年代歐美企業流行購倂,而不斷購倂的結果,使得企業逐漸過於肥大。1990年代開始,歐美企業物極必反,強調回歸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的企業變革風潮之下,企業開始重新聚焦於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例如聚焦於研發、設計、品牌或通路等,而放棄非核心的業務,例如製造,售後服務等。因此台灣的代工模式可以說是全球化以及企業變革潮流下的產物。歐美跨國企業將非核心的業務,如
售後服務outsourcing到印度與菲律賓等低服務成本地區;產品製造outsourcing到台灣、南韓,後來外包到中國與越南等低生產成本地區,台灣企業則運用大陸廉價勞工及土地等生產資源,並透過嚴格的生產流程及成本控制,取得國際品牌大量訂單,進行產業鏈底端的組裝作業。

由於大陸及台灣(Chiwan)缺乏自身品牌與技術,光靠低廉人工所創造的附加價值很低。以iPod為例,零售價每台299元,台商英業達的代工組裝費用的利潤僅3.86美元;iPad剛剛上市代工的毛利雖然好些,但零售價每台499美元中,代工費用估計僅11.2美元。這些代工廠的共同特徵均是毛利率極低,一般是9-15%左右的毛利率,必須對各種費用的嚴格控制才能勉強獲取3-5%的淨利率。又必須靠龐大的接單數量來加以補償過低的淨利率。

IPOD價值獲取的國別


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麽富士康等台灣代工廠就不能夠營造出一個寬鬆與舒適的人性化工作環境?相反地必須要以高紀律、規格化、集體管理的方式來達成高效率、低成本、速度快的代工模式,因為,每一絲一毫的凈利潤都是來自嚴密管理上的成本節省而來。換言之,鴻海集團的全球代工龍頭地位來自於高度紀律性與標準化的
準軍事化管理。隨著富士康的成功,「富士康模式」也被很多台資企業及大陸外商及本地企業模仿、抄襲,從而奠定大陸成為「世界工廠」的地位。

然而,以英業達代工
IPOD才佔整個產品價值創造的千分之15左右,然後還需要再分配22%的勞動費用給大陸生產線的勞工。可見台商的處境的確艱困,台商不僅不是剝削者,台商跟大陸勞工一樣也是被歐美跨國企業剝削的對象。那些歐美跨國大企業口口聲聲關懷生產線勞工根本就是一種道德上的虛偽。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擊,加上近年大陸工資不斷上漲,「富士康模式」削減成本的壓力愈來愈大,又遇上承壓能力甚低的大陸80、90後新生代勞工,因而發生不幸事故,並不令人特別意外。對於從事代工生產、工資微薄的勞動階層,勞資矛盾及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已成為社會隱憂。最近日本本田(Honda)大陸公司罷工停產,以及前幾年越南嚴重的罷工事件,都更凸顯出此一問題的嚴重性,反映出大陸經濟發展已難再繼續依靠廉價勞力及代工生產模式的轉型壓力。

就台灣經濟發展來看,「以大陸為工廠」的「富士康模式」也已到了必須改變的轉捩點。過去,台灣因為工資土地等要素成本過高,導致台灣代工廠商大量外移中國大陸,以尋找更低的生產基地。然而大陸工資水準正在快速攀升,代工生產可創造的附加價值及利潤極低,又面臨歐美經濟進入調整期,國際品牌大廠削減成本的壓力更大;加以人民幣看升,未來「薄利多銷」的代工模式將難以為繼。所以,要維持台商在世界供應鏈上的地位,「以大陸為工廠」的代工出口模式必須在三、五年內快速調整,才足以因應全球經濟的快速變化。

近來在與南部中小企業廠商的訪談中,有許多原本在越南與大陸的台灣廠商正在揪團準備前往孟加拉考察投資以及設廠事宜,其實這反映出部份台灣廠商的宿命。接下來台商該如何調整?繼續外移到更低成本的國家來維持代工的競爭優勢?還是體認到代工模式有時而盡?其實回到蘋果公司Ipod,Iphone以及Ipad的例子,對比台商千分之15(0.016)的價值分配,品牌與通路已經拿走超過5成的價值分配,不但反映出蘋果的創新能力以及品牌能力,更反映出他們在美國這個最大的消費市場創造流行的能力以及通路的掌控能力。

富士康事件凸顯出兩岸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以及歐美委託代工企業的偽善。由於他們的貪婪與壓迫,才有東亞的血汗工廠以及生產線上的低薪。不過,如果我們能夠體認此一事件的警訊,說不定未嘗不是台灣與大陸經濟再突破的一次契機。ECFA之後,有企圖心的台灣廠商不應該只看到短期的「讓利」,而是應該看見中國大陸此一未來比美國更大的消費市場的巨大機會。在此一巨大的消費市場,台灣廠商可以建立自主的品牌;也有機會進入內需通路,阻絕外國競爭對手的機會;台灣與大陸同文同種的優勢,更有機會讓台灣廠商在大陸市場創造流行商品的機會,正如台灣的流行音樂與流行文學一樣;台灣也有機會參與制定未來大陸的下一代產業標準。

台灣政府能做什麽?我覺得台灣政府應該與大陸協商的不只是ECFA的議題,應該共同基於勞動合同法,建立更制度性的兩岸勞動保障機制。這樣可以防止所謂的Social Dumping,亦即廠商競相追逐更低的勞動條件與勞動成本的反淘汰現象。如果台灣與大陸的勞動條件拉近,廠商外移的動機減弱,回移台灣的動機增強,對改善台灣的失業率也會有直接的貢獻。

至於富士康以及台灣其他的代工公司如果能從此一事件記取教訓,更加重視企業的產業升級,以及依託大陸市場的品牌創造與流行創造,廠商的價值創造增加了,就可以給員工更好人性化管理的餘裕,或許還可因禍得福,再造事業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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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評論財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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