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門案』，媒體與深喉獲勝！『關說疑案』，媒體到底聽誰說？

讀過傳播理論的人，大概都知道前美國總統尼克森的醜聞『水門案』，是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與議題建構理論(Agenda-building)最佳的詮釋案例，也就是說，美國1972年大選期間爆發的水門案，要等到尼克森勝選後的媒體效應及議題發酵，最後才讓尼克森總統辭職下台，而尼克森總統競選期間爆發這個醜聞，卻仍能以五分之三民調支持下順利贏得總統大選。

水門案是一個與民眾經驗較遠的議題，由於是在競選期間，竟然發現竊聽對手陣營情事，而尼克森當時的對手麥高文陣營即使拉高分貝強化議題，而媒體也加以報導，但總是在選舉期間司空見慣的惡意攻擊認知之下，被美國社會草草看待，但是，等到尼克森總統上台後，案件從新被建構出來，已經變成尼克森總統的『可信度』議題，接下來，一連串的事實（如竊聽錄音帶等）出現，尼克森主導整起事件，不得不狼狽下台。

反觀台灣現在出現的『關說疑案』，到底有沒有『關說』？這算不算『關說』？都讓大家霧裡看花，也各持己見，而它真是『水門案』翻版嗎？對照『水門案』與『關說疑案』的案件細節，筆者有一些拙見，提供省思。

第一：主情節不一樣：

水門案的主情節是共和黨陣營跑到民主黨陣營裝竊聽器，還當場被抓到嫌犯，最後才引爆這一連串的政治醜聞，如果當時不是水門綜合大樓的保全人員機警，根本神不知鬼不覺。而『疑似關說案』是特偵組發動的監聽案件中，意外發現重大疑似關說案，主角是國民黨籍王金平院長與民進黨籍立院黨鞭柯建銘之間的通話譯文，檢察總統向總統報告後，引發總統對黨籍同志的高道德及廉潔要求，而爆發各界所言的『九月政爭』。

第二：來源事實不同：

兩個事件，都有一個來源事實，在水門案是共和黨在選舉期間前往敵陣營，裝設竊聽器竊取民主黨文件，最後嫌犯被逮捕。而在『疑似關說』案中，則是王柯兩人被意外監聽到疑似關說通話譯文，在事實比較之下，『水門案』是一般人都能理解的犯罪，『疑似關說案』則是政治人物面對高道德及廉潔要求的處分爭議。（註：部分在野陣營則是把違法監聽及違憲，當成來源事實！）

第三：總統的角色不一樣：

『水門案』中尼克森在選前一直迴避及淡化捲入此案，選後才在社會民意、議會及媒體壓力下，不得不坦然面對，最後選擇辭職下台，而『疑似關說案』馬英九總統一直站在第一線，也不斷表達嚴正立場，但衍生出來的政治風暴，讓馬總統腹背受敵。

『水門案』中尼克森完全主導竊聽事件，而馬總統是在特偵組報告關說案後，針對立院長王金平疑似關說一事，對外表達嚴正立場。（至少目前可見的事實就是如此！）

第四：深喉嚨才是真相來源：

『水門案』中撼動美國政壇的就是扮演媒體秘密線人的美國聯邦調查局前副局長馬克。費爾特，他就是所謂水門案中的『深喉』，而疑似關說案，到現在為止，都是在野政黨及名嘴和部分學者們撰文或開記者會或節目中批判違憲與非法監聽，幾乎模糊了整起疑似關說的案情。

在檢察總長黃世銘公開道歉烏龍監聽到立院節費電話後，法務部也開始進行調查監聽案，整個案件又開始變得更複雜，此刻，真的媒體需要『深喉』讓真相釐清，但媒體能不能找到可信任的『深喉』，彰顯第四權，而不是跟著輿論主流意見走，這是兩案間看起來不相關，卻極有可能相關的一種走向。

第四：媒體參與的角色不一樣：

『水門案』捧紅了華盛頓郵報的實習記者伍沃德與伯恩斯坦，兩人的持續追蹤與深喉嚨之間的危險關係，最後讓總統下台，而他們也得到了『普立茲』獎。

媒體在『水門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72年美國總統選舉，從選前到選後『水門案』一直都有媒體不停歇的報導，選前被其他議題稀釋，選後真相逐漸被揭露後，媒體終於打了一場勝戰，換句話說，媒體在這個『水門案』事件中，發揮了不畏強權揭露醜聞，結果展現媒體第四權的威力。

媒體監督政府，本來是就是角色職能，但媒介議題不見得會形成公眾議題，除非媒介議題與民眾的相關性增強後，它形成公眾議題的機會將提高，以水門案為例，選前一直都是選舉話題，但卻一直都處在睡眠議題狀態，等到尼克森當選總統之後，此事件代表一位總統的『信任度』表徵，才演變成一個全國關注的公眾議題。

看看王柯『疑似關說』案，首先在這個個事件中，在初期階段就已經被議題建構成『違法監聽』、『總統違憲』、不顧王家女兒婚禮進行期間，進行『滅王計劃』，媒體原本應該針對『關說案』進行新聞追蹤，卻演變成好幾個媒介議題出來，以現今媒體的嗜血性來看，馬總統必須忍受各種刀割，以應付各種無情的批判與議題轉移。

與民眾最相關的，也是殺傷力最強的，也最容易懂的，就是王金平女兒婚禮進行期間要求下台不符合人性的做法，這是最容易變成公眾議題的媒介議題，雖然，馬總統澄清了，但印象及輿論氣候卻已形成。

後來，媒體其實有進行反思，從部分社論的立場轉變已經顯現出來，學者及客觀人士也站出來聲援，必須找出整起事件的關鍵源頭。

但當特偵組烏龍監聽立院節費電話的新聞出現後，『違法監聽』的議題再度被放大，這時候白衫黑衫的民意壓力，及大埔案張家的悲劇及計程車司機的死，又一波波的衝擊馬政府，經建會管主委不經意的一句話，在網路不斷放大，又成為框架馬政府官員無同理心的負面圖像，『同理心』是一個很弔詭的媒介用語，常是決定媒介議題能不能轉變成公眾議題的關鍵概念。

現今的台灣，比起尼克森時代，已經有相當多的人熟悉媒介議題建構的程序與操作議題的能力，即使再多的執政績效，都會因喪失公眾議題的主導權而失分，這是媒體政治傳播的現實。

媒體在尼克森事件中，是一位勇敢的英雄，但在疑似關說案件中，媒體有一段時間產生迷思了，下筆或論述的角度，如何取得平衡？客觀基準點在哪？讓理性的讀者或觀眾有點茫然。

這必須回到媒體的慣性上了解，媒體對高政治事件的披露、資料及消息來源，大都來自政黨人士、官方及名嘴論述，媒體傳達各界意見或加入主觀評論員的量，常超過媒體自己深入調查採訪所得要多很多，甚至有時只要與議題相關的，根本就是有聞必錄，又因為相關的消息管道真的很有限，而媒體這時候很自然的就成為政治角力的戰場與利器，易捲入立場或相互政治依賴。

王柯疑似關說案，媒體之間也在彼此競爭，但由上所述，媒體還是有共同的內部新聞守門價值，總是要回歸媒體第四權的角色，慢慢的步調與論點會趨於一致，如果今天台灣也出現類似『深喉嚨』的幕後人物，可以讓媒體掌握第一手真實的資料，進而撼動權力高層或解構政黨內部算計，又或許有人可以提供疑似關說案的有力證據，讓各說各話的局面，可以早點回歸客觀真實，這才是『水門案』中媒體的精神。

王金平的院長職務保衛戰，目前進入法院審理，對媒體人而言，不管法院最後裁定結果如何？如果一路走來不能堅持大是大非的客觀立場，反而讓許多議題及受害糾結，掩蓋了基本議題與核心問題，將有愧第四權之職能，這是媒體及媒體人如何繼續走下去的關鍵時刻，如果真有『深喉嚨』，能助良心媒體一輩之力，將可解目前國內政治紛擾之不堪！

王柯關說疑雲真是台灣版的『水門案』嗎？一股強烈的反擊馬政府與護衛王柯力量，更集結了許多的受害團體及衫團體上街，對照之下，一方是有良知的實習記者與白宮間像是『小蝦米對上大鯨魚』的竊聽對決，一方則是院長寶座的殊死戰與一場違法監聽與違憲的政治戲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