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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25 02:06:46瀏覽582｜回應0｜推薦1 | |
| 來源：2007年12月11日中國經濟網
“這部處女作描述了一位黑人作家4天絕望的生活背後破碎的童年。”作者用了400多頁以第一人稱講述一位35歲的黑人4天內的經歷及其成因：他是一個早熟的孩子，由于一項“社會實驗”，得以進入波士頓的白人學校上學。有詩歌和音樂天分的他本可以避免父母酗酒的麻煩，但他後來也養成了酗酒的習慣，沒有拿到學位，種族歧視阻礙了他實現自己的夢想。住在布魯克林的他處于崩潰的邊緣，要一邊寫作一邊養活他的白人妻子和三個孩子。他破產了，寄居在朋友家裏，必須在這4天內掙到1.2萬美元，用于租房和支付孩子的學費並把孩子們從老家接過來。講述者思考了他的婚姻、工作和種族關係。除了偶爾過于自憐之外，敘述中還難得地顯示著樂觀。
“在這部不長但充盈的挪威小說中，奧斯陸一位老人希望通過陷入孤獨來消除寂寞。”年近70歲的老人特朗德為了過上他渴望已久的寧靜沉思的生活，搬到挪威東部一幢偏僻簡陋的房子內居住。偶遇一位鄰居、童年夥伴喬的弟弟使他回憶起1948年的夏天，他跟他敬愛的父親一起度過的最後的時光。特朗德的回憶集中于一個下午，他跟喬一起去鄰近的農場偷馬，那次有趣的冒險以悲劇告終。《紐約客》說，作者節制、從容的句子特別有力，童年和老年視角的交織又使敘述獲得了更多力量。男孩的感悟傳達的失落在老人深邃的意識中獲得了新的共鳴。
一部描寫一群文學遊擊隊員的自傳式的小說。作者是智利流亡作家，小說出版于1998年，講述20世紀70年代一群墨西哥年輕詩人的生活。 前100多頁是以17歲的墨西哥詩人胡安·加西亞·馬德羅的日記的形式敘述的，他在墨西哥城上大學，由于迷戀詩歌，他經常逃學，和一群自稱“本能現實主義派”的詩人混在一起。日記中寫道：“一位寫詩的朋友說小說是異性戀的，詩歌是同性戀的，雖然他沒明說，但我猜短篇小說是雙性戀的。”小說揭示了他們的興奮和無聊、文學上的自負和無知、抱負和焦慮。後400頁的形式是對利馬和貝拉諾的朋友、愛人、熟人和敵人的訪談，透過對這數十名目擊者的訪談，勾勒出利馬和貝拉諾在美國、奧地利、以色列等地的行蹤。詩人們的結局總是很淒慘，利馬曾在巴黎住過一段時間，非常窮困，有一次他在路上撿到一張5000法郎的紙幣，此後他就總是低著頭走路。
“在菲利斯尖刻、有趣的處女作中，辭退通知滿天飛，背景是網絡泡沫破滅時芝加哥一家廣告公司的辦公室。”小說以公司職員的第一人稱復數“我們”來講述故事，充分地傳達出集體的急躁、嘮叨、小氣和熱心。“我們脾氣不好，薪水過高。世界上充斥著互聯網資金，我們只是拿到我們應得的一份。我們認為標識設計跟產品性能和分銷體係一樣重要。酷斃了說的是我們的設計，小兒科說的是別的公司的設計——如果他們真的設計得很好，我們就會向它鞠躬，就像瑪雅人向他們的神靈鞠躬一樣。”菲利斯的同事們會用微小的、荒謬的反叛來尋開心。比如一位嘴巴閒不住的家夥，決定一天內說話時全引用《教父》裏的臺詞。當一位助理問他對一個項目的意見時，他回答說：“只此一次，這次我讓你問我的公事。”
“《耶穌的兒子》是作者貢獻的一部深情的小說，描述一群人在越南戰爭中遭受的磨難。丹尼斯·約翰遜是一位真正的美國藝術家，《煙霧之樹》是一部精彩的書，讀它是很好的消遣，很長但是會很快讀完。它具備重要小說的要素：重大歷史題材(越戰)，神秘的文化機構(軍事情報)，漫長的時間跨度(1963?1970，結尾的背景是1983年)，很厚(614頁)。”約翰遜曾經染上毒癮，是一名探險記者。小說圍繞的是一個叫斯基普的情報官員，他1967年前往越南參加一個名為“煙霧之樹”的行動，可能指的是利用一名越南雙重間諜誘使河內方面相信美國正計劃攻打“北越”，“煙霧之樹”可能指的是蘑菇雲。間諜故事只是一個次要情節，煙霧之樹也是指虛幻般的戰爭景觀。
作者是《華盛頓郵報》的記者，記述美國在伊拉克實行的傲慢的、不適當的管制。薩達姆政權被推翻後的一年間，聯盟臨時管理當局負責該國的管理。翡翠城是指位于巴格達原薩達姆官邸周圍的美英聯盟的總部“綠區”。在一個電力和飲水供應都還沒解決的城市，臨時管理當局那些忠于共和黨的聰明的年輕人制定的重建伊拉克的計劃卻是巴格達股票市場的現代化、公共服務私有化一類的項目。“翡翠城”內到處鳥語花香、樹影婆娑，偌大的遊泳池水照著周遭環境，一片和諧的綠區倣佛度假區，與區外的血腥世界形成鮮明對比。作者形容“綠區”是一座位于底格裏斯河畔的凡爾賽宮，宮內除了有多座行政大樓外，還有酒店、購物商場、醫院、公園、住宅別墅、停機坪、餐廳、會議中心和電影院等等。
“卡利什對她的童年的愛戀滲透在這部回憶錄中，令讀者快樂、驚奇又艷羨。”5歲的時候爸爸不辭而別，她跟祖父母、母親和兄弟姐妹一家七口同住，祖父母經營著一座農場。他們努力維持家裏和農場的生計、照顧動物們、精心烹調各種食物。大人教他們幹活，種土豆、照料牲口、曬幹草。他們的生活非常簡樸，沒有電、沒有空閒、沒有熱水，不會因為年幼而被嬌寵，犯錯就會挨揍，劃傷、割破手後不會跑回家找大人照料。“童年被廣泛地認為是一種病，至少是有些殘疾，應該盡快治愈。”她提供了很多菜譜和偏方，她告訴讀者如何剝兔子、煮豬頭、炸甲魚。孩子們赤腳奔跑，養小浣熊，騎還沒被馴服的小馬，說明美國人的生活曾經是多麼簡單，周圍的人互相都認識，讓她得到一種安全感和歸屬感，她能夠說出鳥、花和動物的名字。
“一位見聞廣博的局外人記述了與世隔絕的最高法院的內部運作。”在訪問過75名大法官的法律助理以及若幹不願具名的大法官後，圖賓發現影響判決的其實不是法律和憲法理論，而是大法官的政治直覺和個性、與其他大法官的私人情誼，以及個人的法理意識形態。他的書中充滿著每個人的小故事，以及機鋒的話語。近年來影響最深遠的判決是2000年的布什和戈爾案，最高法院以五比四判戈爾敗訴，把布什送入白宮。法學界與媒體當時批評的還不是判決本身，而是為什麼最高法院決定審理此案，因為此舉只會陷自己于政治惡鬥中，又要在短時間內倉促做出判決。大法官們並不這麼想，有著精英心態的他們覺得這件事太重要了，不能任由佛州最高法院去決定。
科利追蹤了“被迫不停地奔走”的馬什(1735?1785)在18世紀遍及幾大洲的足跡。她受孕于牙買加，出生于英格蘭，在6個城市生活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20歲時候，她被北非海盜綁架，摩洛哥的蘇丹想納她為妾，她謊稱自己嫁給了一位同路的英國犯人才得以脫身。被釋放後她覺得自己應該報恩，要嫁給她謊稱是自己老公的那個人，他欣然同意了。馬什的這位丈夫很會經商，她生了一子一女，享受著奢華生活。丈夫破產後去了印度，馬什帶著子女投奔父母，像其他18世紀遭遇財政困難的女性一樣，她寫了一本書《女俘虜》，記述自己在摩洛哥的經歷。歷史學家科利把馬什描寫成一個受世界歷史事件衝擊的女性，大英帝國的崛起改善了她的生活，美國革命又造成她家破產。
《紐約客》的樂評人以20世紀的古典音樂折射20世紀的歷史。在20世紀，戰爭和政治明顯地跟音樂糾纏在一起。“由于其難于言喻的本性，音樂很容易被打上意識形態的烙印，被用于政治目的。”希特勒演說時的動作跟馬勒的指揮風格有些類似。有段時間，古典音樂作品因為受到納粹的歡迎而被認為失去了其道德高度。一些作曲家因此而努力拋棄古典音樂形式，轉而探索其他選擇，以至于50年代出現了各種吵鬧刺耳的實驗音樂。60年代初期，美國希望證明資本主義和高雅文化是相容的，音樂成了“冷戰”的工具。軍備競賽擴展成科學競賽，隨後又變成文化競賽。用于文化事業的數百萬美元來自肯尼迪政府，雖然傑奎琳·肯尼迪曾經譏笑說肯尼迪唯一真正喜歡的曲子是《向總統致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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