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國民黨很努力查禁禁書的時代。我被指定為秀朗國小三年級的班長，因為我的爸爸升格進入警備隊，也就是警備總部的特務。他很忙，常常晚上要出去工作，有時候一個星期都見不到人，如果他能回家，那就是要寫報告。

藍色幽谷11

1979年，黃信介等民主人士，在國際人權紀念日遊行，被蔣經國總統的軍警抓入牢中，判14年有期徒刑，這是美麗島事件；1981年陳文成教授被警備總部約談後陳屍台大；1981年到1986年，警備總部推出「中興專案」、「春風專案」沒收黨外雜誌，箝制言論自由；1987年，黃信介假釋；1988年黃信介加入民進黨；1989年，鄭南榕為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自焚。

1984年，國民黨很努力查禁禁書的時代。我被指定為秀朗國小三年級的班長，因為我的爸爸升格進入警備隊，也就是警備總部的特務。他很忙，常常晚上要出去工作，有時候一個星期都見不到人，如果他能回家，那就是要寫報告。他奉上級命令去聽黃信介等亂黨的演講有沒有問題，他是客家人，但是的台語很好，聽得懂演講，他聽完演講回到家，就得連夜寫報告。

他會開一盞桌燈，苦思怎麼動筆，用黑色簽字筆寫在直式十行紙上，常常寫幾行就撕掉，垃圾桶有很多廢紙團。白天的時候，我會打開紙團看到底是什麼？我看了好幾張，他告訴我，寫文章要分點、條列，會比較清楚。爸爸會跟媽媽討論亂黨的事，他跟媽媽說：「那些人其實很客氣，我一到，他們就會主動過來跟我打招呼。」他有時顯得喜歡他們，有時因為對方怕他而得意，有時值勤太累而討厭他們。

我一直以為他只是一般的警察。在秀朗國小的最後一年，有一天晚上播出新聞前，媽媽就說老總統走了，今天爸爸不能回家吃飯，我們家比所有鄰居老師都提早知道蔣經國死了。

理性包括兩個層面：一方面理性是「工具」計算的手段，也就是計算所有經濟性的利弊得失，或採取最有效率的手段去達成特定的目標；另一個是「價值理性」，人對各種人生的價值和政治信念，進行具體和應用的判斷，這是一種行動，也是「信仰」的基礎。這兩者之間，常會有衝突。

在蔣經國獨裁統治底下，如果要養活自己以及家人，就必須用最有效的手段箝制言論自由，這是「工具理性」；如果要同情那些民主運動人士，那自己與家人就必須餓肚子。這就是一個人，在追求生活能力、經濟能力的同時，是否與社會理想、道德價值發生衝突？

特務的工作，就跟我後來擔任的記者工作一樣，我們探聽別人的隱私、編長官愛聽的故事，來換取溫飽，任何一個不讓長官滿意的新聞，都會影響自己的工作前途。舉例來說，只要是長官不喜歡的人，沒有「三審定讞」之前，也要把他判上萬個「人格死刑」，凡是能昧著良心做事的人就能出頭天，好在，傳播學院所訓練出的無知，也帶來犯罪的膽量，然而這樣的工作有很大的風險，就是要賠上自己的理智、正常的心理、安穩的睡眠與家人。

我的爸爸，對他的工作一定是非常緊張，他常常咳嗽、鼻塞，會突然發脾氣，又會突然哀求饒恕，判若二人；他不斷杜撰、抹黑的工作，讓他控制不了他的舌頭，他常顯得過於興奮，並且行為反覆不定，在親友面前嘲笑阿婆動作遲鈍，事後又後悔給她買客家山歌補償，甚至許多過往的記憶都開始變形，他說自己是被親生父母遺棄的，但其實他的生母非常捨不得他，養母為了爭取撫養他的機會，花掉自己所有的積蓄。他會突然非常憂慮難過，哭著喝酒，他自己找不到理由。

蔣經國獨裁統治時代，組織的影響力很大，而個人淹沒在組織當中，很可能失去獨立自主的特質。人必須要思考個人的「人生目標」是什麼？

特務工作會讓人失去本性，不知不覺成為獨裁者。在家裡，妻女沒有言論自由，我的二姊常問媽媽：「為什麼爸爸做什麼都對？」家人不可以講他不喜歡聽的話，也不可以不聽他講話，如果他不高興，就摔東西，任何東西都摔，於是後來我大姊躁鬱症發作時，也學他摔東西。阿婆說：「他以前不是這樣，他非常友孝，很用功，拿很多獎狀，當警察之後，不知道怎麼會變成這樣？」

特務怎麼跟亂黨溝通，他就怎麼跟家人溝通。有一次，我想參加登山社的活動，他不准，他先用討好的笑容著說幾句話，說要送我東西，要我聽他的話，我還是表示要參加登山社訓練，他突然發大怒，對我扔酒瓶，摔碎一地，叫我自己撿，罵我「混帳、不知好歹」，然後用力摔門出去。

同時，特務擅長演出，他在外頭表示自己什麼都聽太太的，回到家關起房門羞辱媽媽是沒用的人，靠他養，等媽媽被罵到咳嗽不能睡，他就倒頭大睡，起床的時候好像忘了一切，問她：「為什麼不睡覺？」出門時面容哀戚地對鄰居說，他非常擔心太太的健康。他的笑容非常像馬英九，似乎是同行的表情。

1995年，電視上有一個人跟李登輝競選總統，我問爸爸：「他是誰？」爸爸說：「彭明敏教授」。我問爸爸：「他的手為什麼怪怪的，受傷嗎？」爸爸說：「被炸斷的。」我問：「誰炸他？」爸爸說：「國民黨吧！國民黨把他抓去關。」實際上，彭明敏的手是在二次大戰被美軍炸傷的，不過有一件事是真的，所有人都覺得國民黨殘暴，蔣中正、蔣經國會隨便抓人去關、去槍斃，這是常識。

他聽很多場亂黨的演講，他心裡應該認為那些亂黨不是壞人，不然後來不會邀請黃信介先生的弟媳藍美津議員參加大姊的婚禮。藍美津有一個受不了學校歧視而罹患憂鬱症的女兒，我的爸爸有一個被學校語言歧視、受不了竹聯幫暴力而罹患憂鬱症的女兒，那就是我的大姊，藍美津的女兒自殺，這是一種人生的痛苦，特務的女兒活著，不斷地失控，也是一種痛苦。

擁抱民主是痛苦的，李登輝上台擔任總統後，台灣民主化了，政府不再需要那種寫報告，但是他需要有服務百姓的績效，要做出績效是需要重新學習現代知識，他最大的困境就是不會用電腦，他沒辦法通過陳水扁市長時代拼政績的考驗，還被派去關懷獨居老人，而且當初那些亂黨，成為了他的頂頭上司。

我的爸爸是有罪的，他是特務，他是與蔣經國箝制言論自由的共犯；我是有罪的，因為我是他養活的。爸爸與警備總部所監控的那些人，為台灣爭取到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這使我有機會成為記者。蔣經國獨裁統治時期，有許多長老教會的信徒與牧師，被警總的特務抓去坐牢，家屬被監控，我爸爸監控他們。爸爸退休後，受洗成為長老教會的信徒。

思想家，要致力於揭露現代文明社會中的「自我欺騙」和「個性泯滅」的現象，大聲呼籲人們去發現自己真實的「自我」。獨裁統治時代，生活中只有獨裁者與存活，沒有自我的思考和理想，這種生活只適合自私自利、物質欲望強的人。

有多少人觀察過自己？人距離「自己的真實」其實常是最遙遠的。社會的輿論也干擾著我們的自我認識，使我們誤解了自己，誤解自己的土地與同胞；輿論的力量強大，甚至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人錯認了真實的自己，以致為了這自我的幻影，勞碌一生。

面對真實的自己，需要巨大的勇氣，軟弱的人往往有意無意地欺騙自己，壓抑掉那些不愉快的經歷和體驗。真實的自我，被壓抑進入「潛意識」，這種自我的欺騙，會在睡夢中、壓力中暴露出來。

認識自我是困難的，實現自我更是困難，因為一個人一旦認清了自己的真面目，就要為此「負責」，這是龐大的代價與壓力；而懶惰和怯懦，則是妨礙人們實現自我的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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